《金色笔记》作者：[英]多丽丝·莱辛 陈才宇 等译 译序(1)
形式与内容，是文学的两大基本要素，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载体和被载物之间的关系。自从文学进入人类生活以来，这两个概念一直没有被人混淆过，这是因为两者的功能及其界定是十分明确而清晰的。然而，当文学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却有人尝试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让形式突破既定的范畴，发挥出更大的功能。这位极具创新精神的艺术家就是英国当代女作家多丽丝?莱辛，那部给文学带来新的气象的艺术品就是出版于一九六二年的《金色笔记》。光从语言上看，《金色笔记》似乎显得很平淡，你几乎读不到词藻华美、文学味十足的描述。莱辛所用的语言是日常口语，浅显而明快，不像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读上几行就有些沉重感，字字句句拨动你紧张的神经，挖掘你理性思维的潜能。
那些嗜好阅读离奇的爱情故事或冒险故事的读者对《金色笔记》的情节也一定会很失望:这里支离破碎，没有连贯的、完整的故事，激不起你一口气读完它的欲望。有人也许还会觉得它不堪卒读，因为它像一个大拼盘，各种风味的菜肴胡乱混合在一起，使你很难在日常菜谱中找到它的位置。
然而，《金色笔记》却以一个伟大的创举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它的成功的艺术实验确立了自己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地位。即使某一天二十世纪的英国文学差不多全被人们忘怀，我相信，《金色笔记》一定还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无情的历史只会淘汰那些缺乏创造力和智慧的东西，而对于那些具有革新意义的劳动，后人是不会轻易抛弃的。
下面就介绍这部作品:
《金色笔记》不分章节，由一个故事、五本笔记构成。该故事题为《自由女性》，主人翁是安娜?沃尔夫。故事似乎是连贯的，但作者把它分割成五部分，每部分之间依次插入黑、红、黄、蓝四种笔记;最后两部分之间出现构成书名的金色笔记。它的位置在四本笔记之后，最后一部分《自由女性》之前。如果我们把《自由女性》作为经，黑红黄蓝四种笔记作为纬，小说的结构就像一张网，罩在内容上。由于结构本身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直接承担了揭示主题的角色，小说的内容已退居第二位，成了形式的注解和佐证。形式服务于内容，文学的基本原理在这里已被颠倒了!
设想一下《金色笔记》的原始面貌吧:一部六万字左右的《自由女性》手稿被分割成五部分，中间插入内容庞杂的五个笔记本:黑色笔记写的是安娜作为作家在非洲的一些经历，其中许多描写涉及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红色笔记写安娜的政治生活，记录她如何对斯大林主义从憧憬到幻灭的思想过程;黄色笔记是安娜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所创作的一个爱情故事，题为《第三者的影子》;蓝色笔记是安娜的日记，记录着女主人公精神危机的轨迹，其中相当大的篇幅是一些直接从《政治家》、《快讯》等报纸上剪下来的时事新闻报道。最后的金色笔记是安娜对人生的一个总结。五本笔记都以第一人称写成，名义上的捉笔者是安娜?沃尔夫。除了金色笔记所描写的事件仅限于一九五七年外，其他四本笔记的时间跨度为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第三者的影子》的主人公是爱拉，她是第三者的影子，更是安娜的影子。《自由女性》用第三人称。根据金色笔记中提供的线索，它是安娜与外部世界达成妥协的产物。这样一个结构，这样一种布局，哪里还有传统小说的规范呢?乍看之下，简直就是一堆零乱的、未经艺术加工的文学资料。然而，这种古怪的布局正是作者刻意追求的，这种混乱不堪的印象也是作者用心制造的。
莱辛自己对《金色笔记》的形式颇感自豪。在给出版商的一封信中，她曾声称《金色笔记》是“一次突破形式的尝试，一次突破某些意识观念并予以超越的尝试。” ① 小说面世后，各种各样的批评纷至沓来。有人说它宣传女权主义，有人说作者在演绎个人的生活体验。针对这些不得要领的评论，莱辛在于一九六四年发表的一次记者采访中说:“我对有关《金色笔记》的评论很恼火。他们都把它当做一部描写个人生活的小说———但这仅仅是小说的一部分。这是一部结构高度严谨、布局非常认真的小说。本书的关键就在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他们偏要把它说成是‘多丽丝?莱辛的忏悔录’。” ②
译序(2)
作家自己是最有发言权的，她知道自己在做点什么。貌似混乱无序的结构其实是她精心设计的一份小说主旨示意图:读懂了这份示意图，你就明白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作者显然相信，小说的形式也可以作为传达意识的空间。“本书的关键就在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谓的“关键”，据我揣测，就是小说的宏旨。莱辛在这里并没有标新立异，故弄玄虚的意思。她的艺术尝试是讲究分寸的，有理有据的，在实践中也是可以操作的。
一部《自由女性》，加上黑红黄蓝四种笔记和一本金色笔记，这样一个布局首先给人的印象是“乱”（chaos）。这是一个关键词。莱辛是想用艺术的“乱”来象征外部世界的乱，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的精神的乱。五十年代的世界是一个很不安宁、很不和谐的世界:广岛原子弹的蘑菇云刚刚散去，朝鲜战场又冒起了熊熊战火。美国、英国、苏联都忙于扩军备战;人们似乎嫌原子弹杀人还不够多，不够狠，威力比之更大的氢弹正在加紧试验。而在美国，麦卡锡主义搞得人心惶惶。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上台，召开了苏共二十大，通过了秘密报告。英国共产党开始分化，解体……
以上是《金色笔记》提到过的一些历史事件（大多以剪报形式粘贴在蓝色笔记中）。小说中的黑红黄蓝，象征着多人种、多主义的整个世界。虽然我们不能机械地说黑色对应殖民主义（或种族主义），红色对应共产主义，黄色对应资本主义等等，但作者显然模模糊糊暗示了这个意思。
在一九七二年版的《前言》中，作者曾坦诚地交待过自己的创作动机:在英国，人们很难找到一部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司汤达的《红与黑》那样全面描写“时代的精神和道德的气候”的作品，鉴于此，她有意要向这些艺术大师学习，为英国文学弥补这一缺憾。《金色笔记》就是为弥补这一缺憾而写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还比她的榜样走得更远:托尔斯泰的小说反映的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司汤达所关注的也只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国家———法国的社会风俗和思想意识。多丽丝?莱辛却试图描写二十世纪中期整个世界的风貌!
《黑色笔记》的场景就在非洲;虽然其他几种笔记的主舞台在英国，但通过粘贴剪报的形式，作者早已将视野扩大到美国、法国、俄国、中国、朝鲜、日本、古巴等许多国家。这些剪报，实际上在这里巧妙地铺垫了小说的场景。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任何一个读者对于《金色笔记》所表现的思想观念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企图图解整个世界，编撰“跨国度的百科全书”的勇气和胆识是值得钦佩和赞赏的。至少在她以前没有一位艺术大师曾经拥有过那么广阔的视野，那么超凡的抱负。可以说，《金色笔记》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
如果《金色笔记》的描写仅仅停留在客观的外部世界上，那么，它像巴尔扎克的小说一样，应该归类在现实主义文学的档案里了。但是，黑红黄蓝的象征意义并不仅仅指向外部世界，它的另一端同时又瞄准人的主观世界。它的多彩反映主人公安娜思想的多形、多态———一个迷乱的、失重的灵魂。
安娜是个艺术家，写过一部题为《战争边缘》的小说。她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五十年代初期在非洲参加过共产党组织。但这个组织不去接近非洲的黑人群众，却抱着种族偏见空谈民族的解放。回到欧洲后，她又在英国共产党的某个外围组织里参加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工作。这时候的她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精神上已极度空虚。她不满现存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同时又从根本上怀疑斯大林主义。尤其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她对自己先前所信仰的一切彻底绝望了。她不能再做什么事，作为作家，她患上了写作障碍症;作为一个女人，她找不到能满足自己感情需要的男人。她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拯救自己，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发疯，不至于自杀，她接受了心理治疗，但收效甚微。倒是这四本笔记成了灵丹妙药，通过它们，她可以把一个完整的人格分解成四部分，从而消弱死亡的意志，瓦解其强大的破坏力。黑红黄蓝四种颜色于是成了一个不安宁的灵魂的四道反光:黑色代表她的作家生活，红色代表政治生活，黄色代表爱情生活，蓝色代表精神生活。至此，四种笔记的外部的客观象征完成了它向内部的主观的象征的转移。至于金色笔记，它与其他四种笔记不同，它的意义不在于折射外部的或内部的世界，而在于一种哲理的表述，一个生活的总结。金色笔记篇幅不长，写的是女主人公邂逅美国作家索尔?格林后发生的一些事。他们两人意气相投，都是那种对人生有着深层思考的知识者。经过人生的风风雨雨，他们不情愿，但又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人生是不完美的，世界是由各种混乱的因素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人类历史的进程就像一大群人向山上推一块巨大的圆石，尽管他们使尽了全部气力，用尽了全部才智，也只能往上推动那么一小寸。在很多时候，战争或错误的革命运动还会使这个进程倒退下来。好在这种倒退并非一退到底，而是倒退到略高于起点的地方就止住了。推圆石的人于是继续努力，虽然要把圆石推上山顶简直遥遥无期（作者没有说哪一天人们可以期望在山顶上见到这块圆石），但他们还是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译序(3)
人生的价值在哪里?恐怕就在于这坚持不懈的努力中。虽然成功甚微，但努力本身就是价值———这话莱辛没有明说，但我们显然可以这样去理解。假如大家都放弃这种努力，这块圆石会滚下山来，把所有的人都碾碎、压扁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推圆石的人，尽管他们无法把圆石推上山顶，尽管他们所推的圆石甚至倒退了，但他们仍不是失败者。他们用不着气馁，用不着自暴自弃，因为世界就是这么个模样，你不应该苛求它来适应你，而应该你调整好自己去适应它。你应该与这不完美的、混乱的世界达成妥协，与之和平共处。千万不要与之怄气，更不要像《自由女性》中那位血气方刚的青年汤姆（主人公女友摩莉之子）那样因容忍不了这种混乱就开枪自杀!
可以说，金色笔记的“金色”，其象征意义就是“真理”。
主人公安娜终于明白了这个真理。她的写作障碍症也就不治而愈。最后她答应索尔重新开始写作。索尔为她未来的小说写了开篇的第一句。她也为索尔的小说写了第一句。索尔的小说后来发表了，反响很好。
安娜给索尔的小说写的第一句是:“在阿尔及利亚一座干燥的山坡上，一位士兵眼望着照射在他的步枪上的月光。”
索尔的故事就写在安娜的金色笔记里，是一个短篇。但在莱辛的《金色笔记》中，只留下了一个故事梗概:一位阿尔及利亚士兵在战场上被俘，受到法国人的严刑拷打。后来他从监狱逃出，重新进入军队，并负责看管法国的俘虏。受他看管的一位法国俘虏是位学哲学的学生，他跟他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并抱怨自己一生中只知道盲从祖师爷们的说教，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两人越谈越投机，不幸被指挥官撞见。指挥官认定那位阿尔及利亚士兵是间谍，下令把两人都枪决。
这个故事要说明的是人生的荒谬:犯人与看守的角色是可以随时转换的，生与死也不是人们自己可以预见的。这层意思作者在前面蓝色笔记中已有过更形象的描述:安娜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军官被蒙上眼睛背靠着墙站着，他的对面是六个持枪的士兵，正等待他们的指挥官下达枪决的命令。那第七位（即行刑的军官）只要把举起的手放下，那六位士兵就会马上开枪射击。然而，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阵呐喊声:“我们胜利了!”行刑的军官听见这声音，便走过去给犯人松绑，自己站到刚才犯人站过的地方。犯人和行刑者亲兄弟般对视一笑。指挥官的手终于放下，枪响了，犯人倒毙在墙脚下。 ①
安娜本来无法容忍这种毫无是非标准的现实，但在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后，她就能坦然地面对这种残酷的、血淋淋的人生游戏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索尔给安娜的小说写的第一句:“两个女人独自住在伦敦一座公寓里。”
略微留点神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第一句也正是《自由女性》的第一句!这也就是说，《自由女性》这篇文字是安娜在与现实达成妥协以后写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理清《自由女性》与黑红黄蓝四种笔记以及金色笔记之间关系的钥匙。
《自由女性》中的两个女人（即主人公安娜和摩莉）都是离异后的独身女子。两人身边都有一个孩子:安娜的女儿叫简纳特;摩莉的儿子叫汤姆。两个女人虽然性格不同，但都标榜女性的自由。她们自觉地站在男人的对立面，总以为自己的不幸是男人造成的。光从表面现象去判断，我们很容易错误地把《自由女性》当做全书的总纲，从而将女权主义放到很不恰当的位置。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安妮塔?布鲁克纳 ① 在《伦敦书评》上撰文就称莱辛是“原始形态中的女权主义自我意识的先驱。”由于她是莱辛同时代的女性作家，她的话似乎很有些分量。其实，她并没有说到点子上。通过上述对四种笔记和金色笔记之间的关系的考察，我们已经知道，作者的视野远比人们所能想像的要广阔得多。她的雄心壮志是想描述五十年代整个世界的道德气候和政治风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种族主义等等，都是她笔下的基本命题。不能说《自由女性》不谈女权主义，但不是整部小说的主流。那导致女主人公精神分裂、患上写作障碍症的一切才是小说的核心。说《金色笔记》是女权主义的作品，那就像瞎子摸象，只说出了其中的一点，而没有把话说全。在我们仅限于《自由女性》（且不管那五本笔记）讨论问题时，说莱辛是女权主义自我意识的先驱，也是不合适的。莱辛不是什么先驱，更不是极力主张女权主义的斗士，而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悲观论者。“自由女性”在她笔下只是一个反语。像塞万提斯以模仿骑士文学来否定骑士文学那样，莱辛也是想以标榜女性的自由为幌子来证明女性自由的非现实乃至荒谬的。只不过她的行文不像塞万提斯那样辛辣、咄咄逼人，而是更温和，更含蓄罢了。男女的世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男人少不了女人，女人也少不了男人。绝对自由的女性是不存在的。主人公安娜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她想寻找完美的男人来弥补自己的缺陷，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抗争以后，两个女人都与现实妥协了:摩莉重新嫁了人;安娜虽然没有再婚，但也已从封闭的自我走出。作者的描述显然想给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女权主义并不能帮助妇女获得真正的自由，离开了男人奢谈女权，这种思潮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更何况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很多，而且也更重要，女权主义还远远排不上议事日程。
译序(4)
五种笔记与《自由女性》的关系，实际上是大主题和小主题之间的关系。世界那么混乱，你的力量又那么渺小，你根本无法改变这个世界，无法把那块大圆石推上山顶。你又不是站在山顶上向下观望下面的人如何推动圆石的那种人（这种人为数很少），而是在下面卖力气的芸芸丛生，那么，你就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吧。只要你尽了自己的责任，做了你应该做的事，这也就够了。作为一个作家，你就继续写你的书去，既然你理不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团乱麻，就不要去理它。世界那么混乱，你就应该在混乱中求生存，而决不应该因混乱而放弃自我生存的权利。
这恐怕就是莱辛在让女主人公解除写作障碍症时想说而没有明说的话，也是索尔在给安娜写下“两个女人独自住在伦敦一座公寓里”这句话时所期待的。
还有，在写作风格上，《自由女性》采用的完全是一种传统的叙事文学的写作方法;而四种笔记则有多种手法的混合:如心理分析的方法和新闻报道的方法就常常与纪实的方法并驾齐驱。这也是作者有意安排的。这样做使四种笔记增加了层次感、混乱感（当然，作家自己是一点也不乱的），从而使《自由女性》的传统回归显得更招人惹眼。作者在这里再次给无言的形式赋予某种意义:主人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惘以后，又回到了常规，回到了无奈的，表面上平平淡淡、骨子里混乱无序的现实。
《金色笔记》的翻译是我和刘新民兄共同完成的。我译至黄色笔记第三部分，余下的是刘兄的译笔。
本来我是打算一个人承担到底的，只因受国家教委委派赴剑桥大学进修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不想在那块文学和科学的风水宝地里做在国内贫寒的书斋里也可以做的工作，于是请了刘兄帮忙，完成余下的那一部分。好在刘兄是我多年的合作伙伴，我们曾十分愉快地在一起翻译过《莎士比亚诗全集》。
译完这部书，对莱辛的作品有了一定的理解以后，我们更感到《金色笔记》确实是二十世纪英国文学的重头戏。说它划时代恐怕言之过重，但至少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能够流之久远的书。陈才宇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日
自由女性Ⅰ(1)
一九五七年夏天，安娜和她的朋友摩莉别后重逢……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
“问题的关键是，”当她的朋友从楼梯口的电话机旁回来时，安娜说，“问题的关键是我能看出来，一切都开始崩溃了。”
摩莉是个经常打电话的女人。刚才电话铃响时，她仅仅问了句:“嗯，有什么闲话?”现在她说，“是理查打来的，他马上要过来。下个月他没有空，今天好像是他惟一有空的日子。也许这是他故意说说的。”
“那我就不走开了。”安娜说。
“不用走开，你只管待在这里就是。”
摩莉在考虑自己的打扮———她穿着长裤和一件毛衣，这都是最难看的服饰。“不过我既然这样了，他也就不得不就这么着。”她断言，一边在窗口边坐了下来，“他不会说出为什么来的原因的———我猜想，他与马莉恩的关系又出现危机了。”“他给你写过信吗?”安娜谨慎地问。
“他和马莉恩都写过———都是些很亲热的信，这不很奇怪吗?”说“这不很奇怪吗”时，摩莉的语气显得很独特，那是她们亲密地聊天时所惯用的。但这一次刚一开口，摩莉就改变了口气:“现在谈它也没有用了，因为他马上就要过来，他是这样说的。”
“当他看见我在这里时，也许会走开的。”安娜兴致很高，但显得有点儿放肆。摩莉锐利地看了她一眼，说:“哦，这是为什么?”一般人都以为安娜和理查谁都不喜欢谁。过去，只要理查一出现，安娜就会主动走开。现在摩莉说:“我知道，他内心其实很喜欢你。问题的关键是，他原则上只能喜欢我———他真是个大傻瓜，始终得喜欢某个人或不喜欢某个人，因此，他把自己不愿承认而实际上存在的对我的厌恶感全都转嫁到你的身上了。”
“这真让人开心。”安娜说，“但你知道吗?在你不在这儿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对于许多人而言，我们俩实际上都可以交换各自的角色的。”
“你刚明白这一点吗?”摩莉以她惯有的洋洋得意的口吻说。安娜所提出的事实就她而论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两人的关系中，早就形成了一种均衡的态势:摩莉比安娜更老于世故，而安娜则占有才智方面的优势。
安娜没有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现在她笑了，承认自己反应很迟钝。
“我们各方面都有差距，”摩莉说，“这真怪。我想，这是因为我们两人都过着同一种生活———不结婚什么的。别人只看到这一点。”“自由女性。”安娜嘲笑说。她随后又以令摩莉感到陌生的愤怒的口吻补充了一句，使得她的朋友又用审视的目光朝她看了一下，“他们仍然把我们看做是与男人有什么关系的女人。甚至包括他们中最好的那些人也这么想。”
“我们是有那种关系，不是吗?”摩莉尖刻地说，“要做到和男人毫无关系是极其困难的。”她随即作了更正，因为安娜这时正惊讶地看着她。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这期间两个女人谁也不看谁，只是在沉思:一年的分离真太长了，即使对最要好的朋友。
摩莉终于叹了口气，说道:“自由。你知道吗，当我独自在外时，我一直想着我们俩。我下过决心，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新女性。我们难道还不是新女性吗?”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新女性。”安娜极力想模仿德国人说话的口气。摩莉很恼火，干脆用纯正的发音———她能说六七种语言———模仿一位德国老泼妇的腔调把安娜的话重复了一遍:“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新女性。”
安娜扮了个鬼脸，承认自己的失败。她学不好语言，她太怕难为情，永远模仿不了别人。这会儿摩莉看上去真像苏格大娘，或者叫马克斯太太，那是她俩都曾求诊过的一位从事精神分析疗法的大人。她俩从那一套庄严而令人不快的仪式中所感受到的种种隐讳都体现在“苏格大娘”这个亲切的称呼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称呼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尽管它令人厌恶地联想到一切不道德的东西，但却实实在在地表示了某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保守的生活方式。当初她俩谈起这一仪式时就已感觉到了其中令人厌恶的一面，而最近，安娜则更多地思考引起这种反感的原因。她期待与她的朋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自由女性Ⅰ(2)
但摩莉作出的反应还是先前那种样子:她一感到安娜对苏格大娘有一丁半点指责的意思，就即刻回答:“反正都一样，她是个很好的人，可我却坏透了，没有权利批评她。”
“苏格大娘过去常说，‘你这是恋父情结。’她还说，‘你是安提戈涅 ① 。’在她看来，这就是你的结局。”
“还谈不上结局。”摩莉说，一边怪模怪样地摆出一副以往她们争论某个问题时所惯有的架势。
“谈得上的。”想不到安娜偏偏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使摩莉第三次好奇地看了看她，“谈得上的。哦，我并没有说她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我相信，如果没有她，我就不会那样去处理我必须处理的一切了。但是，反正都一样……我记得很清楚，有天下午，我们坐在那里———是个大房间，墙上的灯忽明忽暗，里面还有佛像、画像和雕像。”
“是吗?”摩莉这时已变得严厉起来。
安娜不顾对方显而易见不愿跟她讨论的决心，接着说:“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不，我很想跟你谈谈。我们两人毕竟都经历过这件事，而且又是同一个人……”“是吗?”
安娜坚持说下去:“我记得那天下午，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那里去了。那里尽是些该死的艺术。”
摩莉轻轻地吸了口气。她急切地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由于安娜没有回答，她便开始责备她，“自从我离开以后，你有没有写过什么东西?”“没有。”
“我一直对你说，”摩莉说，她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如果你白白浪费自己的才能，我将永远不会宽恕你。我说的是真话。我已经虚度了光阴，但我不能眼巴巴看着你也……我过得乱七八糟，画画呀，跳舞呀，演出呀，涂涂写写呀，可到如今……你是那么有才华，安娜。这是为什么呢?我真无法理解。”
“你总是那么严厉，那么爱谴责人，让我怎么同你说好呢?”
摩莉痛心疾首地紧盯住她的朋友，眼里甚至涌出了泪水。她情不自禁地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总是想:我会结婚的，因此，我并不在乎浪费自己的天赋才能。最近，我甚至梦想多养几个孩子———是的，我知道这想法很愚蠢，但这是真的。我如今已四十岁了，汤姆已经长大成人。问题的关键是，如果你仅仅因为你想结婚才不去写作……”
“但是，我们两人都想结婚。”安娜装出幽默的样子说。她的语气已不再像先前那样亲密无间;她痛苦地懂得:她无论如何不会再跟摩莉讨论某些问题了。
摩莉冷漠地笑了起来，向她的朋友投过锐利而辛酸的目光:“那好，但你以后会后悔的。”
“后悔?”安娜惊奇得哈哈大笑，“摩莉，你为什么从不相信别人和你一样也有弱点呢?”
“你很幸运，天生具有一种才能，而不是四种。”
“我的一种才能所承受的压力想必与你的四种才能一样大吧?”“就我现在的心境，我不能跟你再谈下去了。趁我们还在等理查，要不要我给你弄杯茶来?”
“我宁可要杯啤酒什么的。”安娜补充说，很有点挑衅的意味，“我一直在想，今后我很可能会喝酒上瘾的。”
摩莉用老大姐的口气回答她，那是安娜自己招惹来的，“你不应该开我的玩笑，安娜。当你知道酒对人带来的害处时，你就不该这样说了———看看马莉恩吧。我不知道趁我不在时她是否经常喝酒。”“我可以告诉你。她是经常喝的———对了，她来看过我好几次。”“她来看过你?”
“我刚才说你和我似乎可以交换角色，我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摩莉的占有欲开始冒头了———她显得有些怨恨，这一点安娜早就料到了:“我想，你是说理查也来看你?”安娜点点头。摩莉变得勤快起来:“我去拿啤酒来。”她手上端着两大杯冒着泡的冰啤酒从厨房回来了，接着说，“在理查到来以前，你最好把一切都告诉我，行吗?”
自由女性Ⅰ(3)
理查是摩莉的丈夫;或者应该说，是她的前夫。用摩莉自己的话来说，她是“那些二十年代的婚姻的产物。”她的母亲和父亲都曾在以赫胥黎?劳伦斯、乔伊斯 ① 等人为中心的文学和艺术的圈子里闪烁过一阵子，但为时很短。由于她父母的婚姻只维持了几个月，她的童年是灾难性的。当她十八岁那年，她嫁给了她父亲朋友的一个儿子。她现在知道了，那次婚姻只是出于维持生计甚至家族体面的考虑。男孩汤姆就是这次婚姻的产物。理查二十岁就开始朝着一个具有稳定经济收入的商人的方向谋求发展，而且真的取得了成功。摩莉和他磕磕碰碰地共同生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然后便娶了马莉恩，还生了三个孩子。汤姆则留在了摩莉身边。离婚的事一办妥，理查和她又成了朋友。后来，马莉恩也成了她的朋友。摩莉常说，“这一切不是很奇怪吗?”这话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理查是为了汤姆的事来见我的。”安娜说。“什么?为什么?”
“哦———他太蠢了!他问我是否觉得让汤姆长期受人庇护地生活下去很好。我对他说，假如他指的是多动脑筋 ② ，我觉得这对任何人都有好处。我还说，汤姆已经二十岁了，已经长大成人，我们用不着再去干涉他。”
“是的，这对他没有好处。”摩莉说。
“他问我是否觉得有好处让汤姆跟他一起去一趟德国———作一次商业性旅行。我告诉他去问汤姆，不要问我。当然，汤姆没有答应他。”
“当然。但汤姆没有去，我倒觉得很遗憾。”
“但我想，他这次来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马莉恩。但马莉恩已经来找过我，可以说，她还有言在先。因此，我决不会去谈马莉恩的事。我想，他很可能是来跟你商量有关马莉恩的事的。”摩莉认真地看着安娜:“理查来过多少次?”“大约五六次。”
沉默了一会以后，摩莉让自己的怒火爆发了出来:“他看样子很想让我去管住马莉恩，这真太奇怪了。为什么要我去管呢?或者要你去管?好了，也许你最好走开。我人一不在就发生了这么多的纠葛，事情真难办了。”
安娜口气坚定地说:“不，摩莉。我并没有邀请过理查来看我。我也没有邀请过马莉恩来看我。我们似乎在为别人扮演着同一个角色，但这毕竟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我说过的那些话也是你会说的———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这番话中有一种幽默的、甚至天真的辩解的意思。但这是有意的。老大姐摩莉笑着说:“好了，好了。”她继续认真地观察安娜;安娜则有意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她现在还不想把她与理查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告诉摩莉。她要等她先把自己过去一年痛苦的经历都告诉她以后再说。
“马莉恩酗酒吗?”“我想是的。”
“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你了?”
“是的。很详细。奇怪的是，她跟我交谈时好像把我当成了你———她甚至说漏了嘴，把我叫做摩莉。”
“我不知道，”摩莉说，“有谁会这样去想呢?你和我其实像粉笔和奶酪一样差异分明。”
“也许并没有这么大的差异。”安娜冷冷地说。但摩莉不以为然地笑了起来。
她是个个子高挑的女人，骨骼大，但仍显得苗条，甚至有点男子气。这是因为她的发型就像个男孩，一头金发松松散散的，显得很不匀称。还有她的服饰，在这方面她很有天赋。她什么装束都爱试试:一会儿穿上紧身裤和背心，打扮成一个顽皮、粗野的女孩子，一会儿又在那双绿色的大眼睛上涂涂抹抹，让颧骨显得突出，再穿一套尽量显出胸部圆润线条的衣服，打扮成神话中的女妖。这是她在生活中所玩的一个独特的花招，安娜为此很妒忌她。然而，在谴责自己时，她会对安娜说，她感到很惭愧，她非常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好像我真的很特别———你不就这样看吗?我甚至觉得自己真的有什么特别之处。事情真有点可恨———那个男人，你知道，上周我同你说起过他———他第一次看见我时我穿着那件旧宽松裤和一件肥大的旧套头衫，然后我便一溜烟进了旅馆，不折不扣像个荡妇。但他不知道如何占有我，整个晚上他什么话也不会说，我对此真开心。怎么样，安娜?”
自由女性Ⅰ(4)
“这种事你是觉得开心的。”安娜想这样说，一边笑了起来。安娜身材瘦小，皮肤黝黑，脾气易怒，老是警觉地睁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头发理得毛茸茸的。总的来说，她很满足于现状，但并非始终如此。她妒忌摩莉那种情绪说变就变的能力。安娜穿着整洁得体，这就使她显得既端庄又有点儿古怪。她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那双白净的纤手，那张白皙的小巧玲珑、下巴尖尖的脸。她胆子很小，不敢公开表现自己，她相信自己很容易被人忽视。
当这两个女人一道外出时，安娜总是有意退缩自己，而让摩莉大出风头。但当她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时，又是她唱主角。然而，在她们友谊的初期，情况并非如此。生性唐突、直率、不讲策略的摩莉总是直截了当地对安娜指手画脚，随着苏格大娘那一套东西对她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安娜才慢慢地学会如何为自己抗争。即使现在，只要有必要，她有时还得向摩莉挑战。她承认自己的懦弱，她总是让步，而不愿争来吵去。一场争吵足以使安娜情绪低落许多日子，而摩莉则越吵越显得有活力。她会泪流满面，说出一些令人不可原谅的话，但过了半天就把这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而安娜则得躲进自己的住所慢慢地恢复元气。她们两人都生活得“不安定”，都在“东漂西荡”———这是苏格大娘曾经用来说她们的话，也是她俩乐意承认的。但近来安娜已学会从另一种意义上来使用这几个词———它们不再仅仅用来自我解嘲，而是作为反映不同哲学观的人生态度的旗帜。在跟摩莉说这样的话时，她喜欢自个儿陷入某种遐想:我们对所有的一切都抱有错误的态度，这都是苏格大娘的过错———这被人看得那么美好的安全感和心理平衡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在一个飞速变化着的世界上，凭感情活一天过一天又有什么错呢?
此刻在跟摩莉交谈时———这种交谈先前已经有过上百次———安娜对自己说:我为什么老是有这样的怪念头，想要别人和自己一样看待事物呢?这太天真了，他们为什么应该跟我一样?我的意思是说我是将自己的情感的独立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她们所坐的房间在二楼，面对一条狭窄的小巷，窗台上摆着几盆花，窗板刚上过漆;人行道上躺着三只取暖的猫，一只哈巴狗，还有一辆送牛奶的车子;因为是星期天，送货车到得比平时迟了。送牛奶的人穿一件白衬衫，袖子卷起。他的十六岁的儿子十分利索地从一只铁丝筐里拿出一只只白晃晃的瓶子放到每户人家的门口。当他来到她们的窗口底下时，他抬起头，向她们点了点头。摩莉说:“昨天他进来喝过咖啡。他总是那么喜气洋洋的。他的儿子获得了奖学金，盖茨先生想让我知道这件事。我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插话说:‘我的儿子具有那么多的优越条件，受过那么好的教育，但您看看他，简直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才好。您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一分钱也不用花，他却得了奖学金。’‘不错，’他说，‘事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就想，我决不应该听之任之，接受这个事实，因此，我就说:‘盖茨先生，您的儿子如今已进入中产阶级了，我们是一个道上的人了，您用不着再说这样的话。您懂我的意思吗?’‘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他说。我说:‘世界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只有这个阶级分明的国家才是这个样子。’盖茨先生是该死的工人阶级中的保守分子，他说:‘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雅各布小姐。您说您的儿子不求上进?这真太糟了。’说完他继续送他的牛奶去了，我刚上了楼，而汤姆就坐在床上，就那样枯坐着。如果他现在在房间里，他也许还那样坐着呢。而盖茨的儿子，跟他父亲一模一样，正在外面做他应该做的事。但汤姆———自从我三天前回来以后，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坐在床上，胡思乱想。”
“哦，摩莉，用不着太担心。他会好起来的。”她俩就斜靠在门框上，观看着盖茨先生和他的儿子。盖茨先生个儿虽矮小，但动作敏捷。他的儿子身材高大，体格强壮，长得也英俊。两个女人看着那孩子拎着空筐回来，从送货车后部提出另一个装满牛奶的筐子，微笑着聆听他父亲的吩咐，一边还点着头。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最深刻的理解。这两个女人都离开了男人，独自抚养孩子;她俩怀着妒忌的心情相互扮了个鬼脸，各自笑了起来。
自由女性Ⅰ(5)
“问题的关键是，”安娜说，“我们两人都不准备仅仅为了让孩子有父亲而结婚。因此，只要我们有了孩子，就只好自食其果了。为什么应该有孩子呢?”
“你倒好，”摩莉心情不快地说，“你从来用不着担心什么，你尽可以听其自然。”
安娜鼓足勇气———差不多没有回答，过了好一会才费劲地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一直拒绝按书本上的教条生活，为什么还要担忧世人不按常规对待我们呢?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又来了。”摩莉反驳说，“但我不是个理论家。你总是来这一套———遇到什么事时，你总是先谈理论。我可只担心汤姆。”
安娜这时不说话了:她的朋友语气显得很生硬。她回过头来重新观察那条街。盖茨先生和他的儿子已拉着那辆红色的送货车转过街角看不见了。她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大街的另一端，那里有一位男子正推着一辆手推车。“新鲜的乡下草莓!”他叫卖着，“今天早上现摘的鲜草莓，早上刚摘的乡下草莓哟……”
摩莉看了看安娜;安娜像小女孩似的咧嘴笑了起来。（她很不愉快地意识到:小女孩般的微笑可以用来缓解摩莉对她的批评。）“我去给理查买几个草莓来。”摩莉说，随手从椅子上拿过她的手提包跑了出去。
在温和的阳光的照耀下，安娜又把身子斜靠在窗台上，一边看着摩莉。摩莉已经跟草莓贩子热烈地交谈上了。摩莉哈哈大笑着，打着手势，草莓贩子摇摇头，表示不能同意她的说法，一边将红彤彤的果子倒在天平上。
“你用不着交管理费，”安娜听见摩莉在说，“我们为什么得按商店出售的价格付钱给你呢?”
“商店里没有早上现摘的草莓，小姐，没有这样好的草莓。”
“哦，得了，”摩莉端起她那口盛着红彤彤的果实的白碗走了，“骗子，你们这种人就是!”
草莓贩子是个年轻的男子，一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样子。他抬起头，怒气冲冲地看着摩莉进入那个窗口。他看见了她们两人，便一边摆弄着白晃晃的天平，一边说，“管理费，你知道什么呢?”“那你就上来喝杯咖啡，跟我们说说吧。”摩莉说，脸上充满挑衅的意味。
听了这话，那人低下了头，对着路面说，“即使你闲着无事，人家还有事情要做呢。”
“得了，”摩莉说，“别这样牢骚满腹了。上来吃几颗你自己的草莓吧。开销算在我身上。”
他不知如何回答她好了。他站着，皱着眉头，他那张年轻人的脸因油光光的头发披得过长而显得有些模糊。“只有你是那种人，我可不是。”他自言自语地说，就像一个演员退到了幕后。
“那你一定更坏。”摩莉离开窗户，朝安娜哈哈大笑，一点也没有愧疚的意思。
安娜从窗口探出头去，看见草莓贩子耸着肩膀，一副怨恨的样子，她觉得自己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所作的判断是对的，于是便轻声对摩莉说:“你伤害了他的感情了。”
“哟，真见鬼!”摩莉耸耸肩膀说，“又回到英格兰来了———这里人人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动不动就生气，一踏上这片僵化的土地，我就想发脾气，大喊大叫。一呼吸到这神圣的空气，我就觉得自己被关起来了。”
“不管怎么说，”安娜说，“他觉得你在嘲弄他。”
对面大楼里走出另一个顾客。那是一个穿着周末休闲服的女子，裤子和衬衣都是宽宽松松的，头上还扎了一块黄色的头巾。草莓贩子称果子给她，双方没有发生任何争执。在他握住车把将手推车向前推动之前，又抬头看了看窗口，发现只有安娜在那儿，安娜把自己尖尖的小下巴埋进臂膀里，睁着一双乌黑的眼睛看着他，他于是笑了起来，勉强装出高兴的样子说:“管理费，她是说……”然后他便厌恶地轻声哼了一下。他已经原谅了她们。
他推着一车子红彤彤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果子沿街过去了，口中一边吆喝:“早上摘的鲜草莓!今天早上现摘的草莓哟!”他的叫卖声不久就融入来自前方一两百码远的大街上交通的喧嚣中了。安娜转过身来，发现摩莉正在往盛有奶油的碗里放水果。“我不打算在理查身上太破费，”摩莉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他特别喜欢的。要不要再来点啤酒?”
自由女性Ⅰ(6)
“有了草莓，当然得来点葡萄酒。”安娜早已垂涎欲滴。她用调羹搅动草莓，体味搅拌中所产生的轻微的阻力和奶油在糖块下流动的顺畅。摩莉动作利索地把葡萄酒倒进杯子，把它们放到白色的窗台上。落在白色的窗台上每个杯子旁边的阳光在猩红色和黄色相间的光辉中一闪一闪地晃动，变成一粒粒光的晶体。两个女人坐在阳光下愉快地舒了口气，在温煦中舒展她们的腿，一边观察着白瓷碗中果子的颜色和红红的葡萄酒。
这时，门铃响了，两人本能地振作起精神。摩莉把头探出去，叫道，“留心你的头!”说完，便把用旧头巾裹着的房门钥匙丢了下去。她们看见理查俯身拾起钥匙，尽管他一定知道至少摩莉在楼上，但他连头也没抬一下。“他恨我这样做，”她说，“这不很古怪吗?过了这么多年，他怎么还是那样子呢?他这样做无非想装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理查进入房间。作为一个中年人，他看上去显得太年轻了些。初夏在意大利度过假期之后，他的皮肤晒得黑黑的。他穿一件黄色的紧身运动衫，一条薄薄的裤子:一年到头每逢星期天，不管夏季还是冬季，理查?波特曼总把自己打扮成在野外旅游的样子。他是许多家高尔夫球俱乐部和网球俱乐部的会员，但除了生意上的应酬，他从来不参加他们的活动。许多年以前，他就拥有一幢乡下小别墅，但他只让家人去住，除非偶尔觉得有必要才在周末时在那里招待一下生意场上的朋友。他压根儿是个城市居民。他的周末总是在俱乐部、酒馆、酒吧里轮番度过。他是个身材偏矮、皮肤黝黑、体格强壮的男子，差不多称得上胖子。他的那张圆脸笑起来很有魅力，但不笑时便阴沉沉的显得很呆板。他的整个形象———头向前倾，眼睛一眨也不眨———显得很坚强果断。他不耐烦地把胡乱包进那块红头巾里的钥匙交还给摩莉。她收下钥匙，并用雪白的手指慢慢地抚摸那块柔软的头巾，问道:“刚去乡下过了一天好日子，是不是，理查?”
仅这么一句略带嘲弄的话便使理查精神为之一振，他不自然地笑了起来，眼睛偷偷地朝白色的窗台附近那片强烈的阳光看去。当他看见安娜时，不经意地皱了皱眉头，十分尴尬地朝她点点头，赶紧在房间另一端离她们较远的地方落了座，口中一边说，“我不知道你有个客人，摩莉。”
“安娜不是客人。”摩莉说。
她故意等到理查看清了她以后才懒洋洋地在阳光下挪了挪身子，把头转过来朝向他，口气和蔼地问:“来点葡萄酒吗，理查?还是来点啤酒?咖啡?或者来一杯茶?”“如果你们有威士忌，就来点吧。”“就在你那边。”摩莉说。
显然，他觉得喝威士忌更具男子的风度，说过这句话后他便坐下一动不动了。“我这次来是为商量汤姆的事。”他看了一眼安娜，她这时正用舌头舐她的最后一颗草莓。
“我听说这事你已跟安娜商量过了，我们现在可以三个人一起谈谈了。”
“这么说安娜已经告诉你……”
“没有。”摩莉说，“我们还是第一次有机会促膝谈心。”
“这么说我把你们第一次促膝交谈给打断了。”理查说，并竭力装出快活的样子忍住自己的性子。但他的口气是傲慢的，两个女人听了后觉得既开心又不安。理查突然站了起来。“这就走?”摩莉问。
“我去把汤姆叫来。”她俩都感到他正准备盛气凌人地叫起来，摩莉于是及时地阻止了他:“理查，别对他大吼大叫了。他已不再是个孩子。再说，我想他不会在屋里。”“他肯定在屋里。”“你怎么知道?”
“他一直在楼上窗口边往外张望。他真奇怪你竟然会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不在家。”
“这又怎么啦?我总不能看住他吧。”
“那太好了，但你把他管教成什么样子了呢?”两人面面相觑，显然充满了敌意。把他管教成了什么样子?对于这个问题摩莉是这样回答的:“我不想跟你争论他受到什么样的管教，在我们决出胜负以前，还是让我们看看你的三个孩子是如何长大成人吧。”
自由女性Ⅰ(7)
“我不是来跟你讨论我的三个孩子的。”
“为什么不呢?我们已经讨论过上百次了。我想你跟安娜也讨论过了。”
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两人都在克制自己的怒火，谁也没有想到他们间的敌意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这两人的关系是这样的:他们于一九三五年相遇。当时摩莉正热衷于西班牙共和党人的事业。理查也是。（但是，正如摩莉在理查提起自己关心异国的政治纯属误入歧途时常常说的:那时候谁不是这样子呢?）波特曼家是个富户，他的父母把这事当做他具有永久性的共产主义倾向的证据，于是就停止寄钱供养他。（正如摩莉所说:我的天哪，他们一分钱都不寄给他了!理查自然很高兴。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他。凭此他很快申请到了一张党员证。）理查此人一无所长，只会挣钱，但这方面的才能当时也还没有被发现，因此，摩莉供养了他整整两年。在此期间，他一直想做一名作家。（摩莉发话了———当然那是数年以后的事:你能不能想点更平凡的工作做做呢?理查显然只能做点平凡的工作。每个人都想做大作家，那能行吗?你知不知道共产主义又有些怎样不可告人的丑事———即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呢?事实上你能想像这些人———这每一匹为这垂暮的党服役的战马都是多年以来除了那个党别的什么也没考虑过。每个人都大吃大嚼那些旧文稿和诗篇。每个人都想成为当代的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这不令人可怕吗?这不让人觉得可悲吗?人人都成了失败的艺术家。我确信任何事只要有人知其所以然，便有它自身的意义。）出于善意的蔑视，摩莉在离开理查以后仍供养了他好几个月。他对左派政治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也就在那个时候，他认定摩莉是个不道德的、水性杨花的放荡女人。然后他便回到了波特曼家族的怀抱，接受了一份工作，用摩莉那既亲切又蔑视的语言来说，即“城里人的工作”。她至今仍不明白，为什么理查一旦决定继承家业，就会成为一个极其能干的人。理查后来娶了马莉恩，一个年轻、热情、可爱、文静的女孩，生于一户略有名望的人家。他们生了三个儿子。
而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摩莉那时候跳过舞———但她的体型并不真正适合做一名芭蕾舞演员。她在一个滑稽剧中扮演过既歌又舞的角色———但又觉得太没意思。后来她学起了绘画，战争开始时将它放弃，当了一名新闻记者。随后又放弃新闻业，从事一项共产党的户外文化工作。由于同样的原因———每一个像她这样的人都无法忍受这项工作的枯燥乏味———她又弃之而去，成了一个二流演员。经过无数不快的经历以后，她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她充其量不过是个艺术爱好者。她那么自尊自爱，其根源在于———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一直不愿屈服，不愿钻进某个安全的地方去，即一直没有钻进婚姻这个安全的避风港里去。
她内心得不到安宁的个人根源在于汤姆，为了他，她与理查争斗了许多年。他尤其不能赞同她的做法:把孩子留在家里，自个儿一出去就是一年。
他现在就愤愤不平地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你把汤姆撇下不管，我因此能经常见到他……”
她打断他的话头:“我一直在解释，或者说我一直想解释———此事我认真考虑过，觉得留下他也有好处。你为什么老是把他当做一个孩子看呢?他已经过了十九岁了，我把他留在舒适的家里，钱和其他的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
“你为什么不说，只要没有汤姆的连累，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周游欧洲呢?”
“当然我会有很多时间，我为什么不应该有呢?”理查哈哈大笑起来，那声音让人听了很不舒服。摩莉不耐烦地说，“哦，我的天，自从生了孩子以后，我才第一次有了自由，这我当然很高兴。为什么不呢?你又怎么样?你把马莉恩这个小女人的手脚拴在孩子身上，自己却为所欲为———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直想向你解释，但你从来不听。我想让他摆脱我的束缚，得到自由。是的，先别笑，我们两人一起待在这幢楼里，始终那么接近，始终那么了解对方所做的一切，这并没有什么好处。”
自由女性Ⅰ(8)
理查恼怒地扭曲着脸，说，“是的，你那一点理论我知道。”
安娜这时插嘴说，“不仅仅是摩莉———我知道所有的妇女都如此———我是说真正的女人都担心她们的儿子会不会长成那种样子……她们有理由这样担心。”
听到这话，理查将敌意的目光转向安娜;摩莉严密地注视着他俩。“什么样子，安娜?”
“我想说，”安娜有意以甜美的口吻说，“他们的性生活不就是一件令人不快的小事吗?你是不是说这是很严重的事呢，嗯?”
理查脸红了，红得很难看，随后又转身对摩莉说，“行了，我并没有说你故意做了你不应该做的事。”“谢谢你。”
“但孩子到底有什么错呢?他从来不能像样地通过一次考试，他进不了牛津，如今他就那样闲坐着，整天胡思乱想……”
安娜和摩莉都哈哈大笑起来，她们笑的是“胡思乱想”这句话 ① 。“这孩子使我很担心，”理查说，“他真让人放心不下。”
“我也很担心他，”摩莉诚恳地说，“这也就是我们正打算商量的事，不是吗?”“我一直向他提供帮助。我请他参加各种活动，好让他在那些地方接触到对他有好处的人。”摩莉又笑了起来。
“好吧，你笑吧，你嘲笑吧。但事情已经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好笑的呢?”
“当你说到‘对他有好处’时，我心里就真的往‘好处’想了。我总是忘了你是那么个自命不凡的势利小人。”
“你的话伤害不了什么人，”理查以出乎意外的威严的姿态说，“你想骂就骂吧。你有你的生活方式，我有我的生活方式。我现在要说的是，我一直在向孩子提供某些帮助———几乎是他需要的一切。但他对什么也不感兴趣。如果他跟你在一起能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那就不一样了。”
“你说起话来好像我竭力想让汤姆跟你作对似的。”“你是这样做的。”
“如果你指的是我经常说到你的生活方式，你的价值观，你生意上的成功等等这一切，当然，那样的话我是说过的。我为什么应该对自己所相信的那些闭嘴呢?我是经常说，你的父亲就在那种地方，你必须学会理解这个世界，它毕竟是存在着的。”“你真能吹!”
“摩莉经常督促他多去看看你。”安娜说，“我知道她是这样做的。我也督促过他。”
理查不耐烦地点点头，那意思是说，她们所说的一切都无关紧要。“在孩子问题上你太傻了，理查。他们并不愿意看到家庭的解体。”摩莉说，“看看他跟我一起所认识的那些人吧———艺术家，作家，演员，等等。”
“还有政治家。别忘了那些同志们。”
“为什么要忘掉呢?他长大以后会理解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那比你常挂在嘴边的几个场所———伊顿 ① 啦，牛津啦什么的强多了，是这样的，抵得上你所说的一切。汤姆什么都懂。他不会把世界只当成个上流社会的小鱼塘。”
安娜说:“你俩这样吵下去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她显得有些恼火;她想开个玩笑缓和一下气氛，“惟一能得出的结果是:你们两人本来不该结婚，但你们结婚了;或者至少不应该有一个孩子，但你们有了———”她的声音再次显得有些恼火，然后又再次缓和下来，“你们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些事你俩已反反复复说了许多年吗?为什么不承认这个事实:你们再也无法取得一致，还不如干脆撇开算了呢?”“汤姆的事明摆着，我们怎么能撇开算了呢?”理查生气地说，声音很响。
“你只会大喊大叫吗?”安娜说，“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听见你们所说的话呢?也许那是他的错。他肯定已感觉到你们争吵的关键了。”摩莉赶紧走到门口，打开门倾听着。“没有的事，我听见他正在楼上打字。”她回转身来说，“安娜，你如缄默不语，那真要把我给烦死了。”
“我讨厌大喊大叫。”
“我是个犹太人，我喜欢大喊大叫。”
自由女性Ⅰ(9)
听了这话，理查显然觉得很不自在。“是的———你称自己为雅各布小姐。小姐，想想你的自由权和自己的身份吧———先别管这是一种什么‘身份’。但汤姆的母亲就是‘雅各布小姐’。”
“你反对的不是其中的‘小姐’，”摩莉开心地说，“你反对的是‘雅各布’ ② 。是的，就这么回事。你始终反对犹太人。”“哦，见鬼!”理查不耐烦地说。
“告诉我，你的私交中有多少人是犹太人?”
“我没有你所谓的私交，我只有商务上的朋友。”
“当然不包括你的女朋友。我很有兴趣地注意到:在我以后你有过三个犹太女人。”
“我的天，”安娜说，“我要回家了。”她真的从窗台边站了起来。摩莉笑了，站起来按下她的身子。“你必须留下来。做我们的会议主席吧，我们显然需要一个主席。”
“好吧，”安娜安下心来说，“我来做主席。那就不要再争吵下去了。但到底要商量什么呢?事实是，我们已达成一致，我们所能提的也只是原先的建议，不是吗?”“是这样吗?”理查问。
“是的，摩莉觉得你应该在你所谓的那些‘帮助’中给汤姆提供一份工作。”与摩莉一样，安娜说话时对理查那个圈子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蔑视的意味。理查恼恨地咧了咧嘴。“我的那些‘帮助’?你们同意了，摩莉?”
“如果你让我也有机会说话的话，我会说‘是的’。”“这就对了，”安娜说，“根本就没有争吵的必要了。”
理查这时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显得既幽默又有耐心;摩莉等待着，也显得很幽默，很有耐心。
“这么说事情就都解决了?”理查说。
“显然还没有，”安娜说，“因为还得汤姆自己同意才行。”
“这么说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了。摩莉，我可不可以知道为什么你要反对你的宝贝儿子跟那么多财神爷打交道呢?”
“因为我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把他带大的———他是个好人。他一切正常。”
“他不可能被我带坏吧?”理查抑制住自己的怒火，笑着说，“我可不可以问问:你为什么那么肯定自己的生活理想呢?———在过去的两年中，他们已经蒙受了很大的打击，不是吗?”
两个女人交换了一下眼色，那意思是说:他一定要提起这件事，那就让他说去吧。
“你没有想到过，汤姆真正的不幸在于他一生中有一半时间生活在共产主义者或所谓的共产主义者中间———他所认识的绝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跟共产主义有牵连。但如今他们都打算退党，或者已经退党———你不以为这对他会产生什么影响吗?”“这是显而易见的。”摩莉说。
“显而易见，”理查愤怒地咧咧嘴，“就这么回事———但你的宝贵的生活理想又有什么价值可言呢?汤姆不就是在光荣的、美好的自由的苏维埃祖国长大的吗?”“我不想跟你讨论政治，理查。”
“当然，”安娜说，“你不应该讨论政治。”
“当政治脱不了干系的时候，为什么不讨论呢?”
“因为你不会讨论政治。”摩莉说，“你只会照搬从报纸上得来的口号。”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两年前还看得见你和安娜忙进忙出，参加这个会，组织那个会……”
“我根本不是那样。”安娜说。
“别回避事实了。摩莉确实就是那个样。现在又怎么样了呢?俄国已经失势，那些同志们如今又有什么用处呢?据我所知，他们中大多数的人已精神崩溃，或者正在大把大把地捞钱。”
“问题的关键是，”安娜说，“社会主义在我们国家还不成气候。”“其他地方也是。”
“好了。如果你是说汤姆的一大不幸是他被培养成了社会主义者，而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当然，我们都同意这一点。”
“你这‘我们’指的是保皇派还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仅仅指安娜和摩莉?”
自由女性Ⅰ(10)
“就这次争论的立场而言，是社会主义者。”安娜说。“两年前你们不是改变立场了吗?”
“还没有。这是一个如何看待生活的问题。”
“你们是不是要我相信，你们那种属于无政府主义的对待生活的方式，就我所能理解的，属于社会主义呢?”
安娜看了看摩莉;摩莉一直在微微地摇头，但被理查看见了，他说:“在孩子面前别讨论这种事，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你的傲慢自大。这种态度你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呢，摩莉?你是个什么人呢?最近你在《丘比特的翅膀》这部名剧中扮演过一个角色吧。”
“我们二流演员无法选择剧本。再说，我已经到处漂泊了一年，没有赚到钱，我落魄了。”
“那么，你那种自信是从到处漂泊中获得的吧?它肯定不是从你做的工作中得来的。”
“别再说了，”安娜说，“我是主席———此番讨论到此结束。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汤姆。”
摩莉不理睬安娜，回击理查说:“你说的话可能是对的，也可能不对。但你的傲慢自大又是从何而来呢?我不想让汤姆成为一个商人。你就别宣扬你的那套人生观了。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商人，不是吗?这还是你自己说过的呢。别装蒜了，理查，你过去不是经常上我这儿来，坐在那里说你的生活多么空虚而愚昧吗?”
安娜即刻作出警告，摩莉却耸耸肩膀继续说下去:“不错，我这人说话不圆滑。我为什么要圆滑呢?理查说我的生活没有什么意义，我很同意他的说法，但他自己的生活如何呢?你的可怜的马莉恩活得像个家庭主妇，或者说像个女主人，但从来不像一个人。你的孩子一个个被你送进了贵族学校，仅仅因为你想这样做，他们自己并无任何选择。你做的事那么愚昧，无聊，为什么我非得受你的影响不可呢?”
“我看得出，你们两人事先都商量好了。”理查说，一边怀着敌意朝安娜看了一眼。
“不，我们没有商量过，”安娜说，“但这许多年以来我们也确实无话不谈。最近我们就一直在讨论汤姆的事。他来看望过我，我告诉他应该去看看你，试试他是否能承担某些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但不是经商，光经商是愚蠢的，而应做点有意义的工作，如联合国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什么工作。通过你的关系他进得去，是不是?”
“是的，他进得去。”
“他自己怎么说，安娜?”
“他说他想一个人考虑考虑。为什么不可以由他自己考虑考虑呢?他已经二十岁了。如果他自己想要这样做，为什么不应该让他思考思考人生并亲身去体验体验呢?我们为什么要恐吓他呢?”“麻烦的是，汤姆从来也没有受过什么恐吓。”理查说。“谢谢你。”摩莉说。
“他没有任何目标。摩莉只是放任自由，好像他一直就是个大人。什么自由啦，自己拿主意啦，我不打算给你施加任何压力啦，等等。这一切你觉得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与此同时，还有那些同志啦，纪律啦，自我牺牲啦，向权威磕头啦……”
“你必须做的就是，”摩莉说，“在你那里找一份差事，只要不是股票推销、商品促销或赚钱什么的就行。看看你能不能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然后说给汤姆听，让他自己去决定。”
理查扭动着裹在过黄过紧的衬衫里的身子，脸已气得发红，双手捧住盛有威士忌的杯子，一边不停地转动它，眼睛朝杯子里看。“谢谢，”他终于说，“我会这样去做的。”他说话的口气十分固执而自信，表明他早已打定主意给他的儿子提供什么样的工作。安娜和摩莉抬起眼睛相互看了看，知道这次谈话又像往常一样白费口舌了。理查直视着她俩说:“你们两人实在太天真了。”“是指生意上吗?”摩莉开心得哈哈大笑起来。
“是指大生意上。”安娜轻声说。她觉得很有趣，在跟理查的交谈中，她惊奇地发现他具有某种权威，但这在她看来并没有使他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相反的，他反而似乎在万能的金钱的映衬下变得渺小了。而她之所以更喜欢摩莉，也正因为她一点也不尊重这个曾经做过她的丈夫、如今实际上已是这个国家的金融寡头之一的男人。
自由女性Ⅰ(11)
“哦哦。”摩莉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非常大的生意上。”安娜笑着说，极力想让摩莉接口这个话题。但这位女演员不予理睬，而是以她特有的姿态十分夸张地耸了耸肩膀，一双白嫩的手大大咧咧地摊开，手掌朝上，直到搁上她的膝盖。
“过一会我再跟她说说。”安娜对理查说，“至少想办法说服她。”“你们在说什么?”摩莉问。
“这没有用的，”理查以讥嘲的口吻满怀怨恨地说，“这些年来她甚至连过问一下的兴趣都没有，这你知道吗?”
“你付了汤姆的学费，我所要求你做到的也仅此而已。”
“这些年你总是在公众面前宣扬理查是一个有进取心的小商人，就像一个出身低微的杂货商。”安娜说，“结果呢，他一直就是个商界大亨。这是真的。一个大人物。一个我们不得不憎恨的人———原则上。”安娜笑着补充说。
“真的吗?”摩莉兴致勃勃地说，装出甚感意外的样子看着她的前夫，好像这个普普通通的———就她所了解的———并不那么聪明的男人居然会有什么出息简直是匪夷所思。安娜看出了她的意思———那也是她的想法———于是笑了起来。“我的天!”理查说，“跟你们两人说话就像跟两个野蛮人说话一样。”“是吗?”摩莉说，“我们也应该出出风头吧?你甚至还不是靠自己发家的呢。你只是继承家业而已。”
“这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财富。我们的制度也许并不好，但我不想对它说三道四———至少无法跟你们两人谈论它。你们俩对于经济问题像猴子一样无知，但正是它控制着这个国家。”
“那当然。”摩莉说。她的手一直手掌朝上放在膝盖上。不过这会儿她把手缩回到大腿上，不知不觉间逼真地模仿了小学生等待听课的姿势。
“那你为什么要藐视它呢?”理查还想继续说下去，但由于看见了那两只看上去规规矩矩、实际上满含讥刺意味的手而停了下来。“我的天!”他说，随后便不出声了。
“我们并没有藐视它。它太———太抽象了———使人无从藐视。我们藐视的是……”摩莉没有说出“你”这个词，她似乎对自己刚才的举止感到有点内疚，于是放弃了双手那个无言表示无礼的姿势。她很快把手移到背后，让人看不见。安娜看着她，乐滋滋地想，如果我对摩莉说，理查不说话完全是因为你摊开双手取笑他的缘故，她一定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她能这样做真太有趣了，她真够幸运的……
“是的，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但这是为什么呢?你自己不过是个二流的演员，安娜倒还写过一本书。”
站在一旁的安娜本能地举起双手，手指头无意间碰到了摩莉的膝盖，说道，“你这人真令人讨厌，理查。”理查看了看她俩，皱起了眉头。“这不妨碍我们对你的看法。”摩莉说。“那倒也是。”
“因为我们并没有屈服。”摩莉严肃地说。“向什么屈服?”
“既然你不知道，我们就不告诉你了。”
理查正打算从椅子里一跃而起———安娜看见他腿部的肌肉在收缩，痉挛。为了避免一场争吵，她赶紧插话，把他的怒火引开去:“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你们谈来谈去，总谈不到正事上来，你们根本就不理解对方。”
她成功了。理查朝她转过身来，并向前倾了倾身子，把他那双温暖而光滑、稀疏地长着金色汗毛的古铜色手臂，那个裸露着的古铜色脖颈，那张古铜色中泛着红光、冒着热气的脸凑到她面前。她微微向后退缩了一下，脸上显出不易觉察的厌恶的表情。他说，“安娜，我有权利比以前更好地了解了解你，我不敢说我对你印象很深，知道你需要什么，想什么或如何忙自己那摊子事的。”
安娜意识到自己的脸红了，鼓起勇气看了看他的眼睛，拉长语调审慎地说:“说句也许你不中听的话，我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随时准备换换别的花样，我从来不自欺欺人以二流的角色为满足，我还知道什么时候拒绝别人。对吧?”
自由女性Ⅰ(12)
摩莉迅速看了看这个，又看了看那个，嘘了口气，双手分开，重重地拍在膝盖上叫了起来，同时还有意无意地点了点头———部分因为她证实了自己的一个疑虑，部分因为她赞赏安娜的粗鲁。她说:“嗨，你说什么呀?”并且蛮横地把语调拉得很长，使得理查从安娜这边转过身来对着她。“如果你这么不客气又是因为反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我倒要奉劝你一句少说为妙。关于你自己的私生活也一样。”
“我遵命。”理查说，摆出一副很愿意听从吩咐的样子，使得她俩不约而同哈哈大笑起来。
“是的，亲爱的，我们知道你会这样做的。”摩莉说，“好了，马莉恩怎么样?我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
理查把前面说过的话重复了第三次:“我以为你们已经讨论过这件事了。”安娜说，“我告诉摩莉，说你来看过我。我还告诉她，马莉恩也来看过我———只是这一点我还没有告诉你。”“好吧，让我们来谈谈此事吧。”摩莉说。
“嗳，”安娜说，好像理查并不在场，“理查很着急，因为马莉恩成了他的一大难题。”
“这已不是新闻。”摩莉说，她说话的口气跟安娜一样。
理查一声不响坐在那里，轮番看着这两个女人。她俩等待着，既准备结束这次谈话，准备他起身离去，又准备他为自己辩护。但他一言不发。他似乎被这两个眼里闪烁着敌意、嘻嘻哈哈笑个没完的该死的女人弄糊涂了。他甚至点了点头，那意思好像是说:“好吧，继续嘲笑下去吧。”
摩莉说:“我们都知道，理查娶了个配不上他的女人———当然不是社会地位不配，他在这方面是很讲究的。但是，尽管她的旁系亲属中有不少绅士淑女———而且我相信，这些人的头衔一个个都足以印在公司的专用信笺上———但‘她却是个可爱的普通妇女’。”听到这话，安娜发出一阵格格的笑声———绅士淑女与理查所掌握的钱财有什么相干呢!但摩莉不理睬安娜的笑声，继续说下去:“当然，谁都知道，所有的男人实际上娶的都是可爱而乏味的普通女人。他们真太不幸了。现在的事情是:马莉恩是个好人，一点也不傻，但她跟一个男人结了婚生活了十五年，那男人使她觉得自己傻了……”
“这些男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傻妻子，会变得怎么样呢?”安娜叹息着说。
“哦，那真难以想像。当我真想让自己不开心时，我便想想那些我所认识并娶了傻妻子的杰出男人。经这一想，你就足够伤透心了，真的。这会又来了个愚蠢而平庸的马莉恩。当然，理查像大多数男人一样对她是很忠诚的，直到她进医院生第一个孩子为止。”“你为什么要把话扯得这么远?”理查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好像这是一次严肃的谈话。两个女人再次哈哈大笑起来。
摩莉止住了笑，严肃而不耐烦地说，“真见鬼，理查，你为什么说起话来总像个白痴呢?你总是一个劲地觉得自己很不幸，因为马莉恩成了你的阿喀琉斯之踵 ① ，现在你还要说什么扯得太远!”她严词斥责他，显得异常严肃，“马莉恩是什么时候进医院的?”“十三年以前。”理查懊丧地说。
“你马上就来找我。你好像以为我会跟你上床，当我不肯时，你那男人的自尊心甚至还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你还记得吗?如今我们这些自由女性都懂得:一旦我们男性朋友的妻子进了医院，那亲爱的汤姆?迪克或哈利便会马上来找你，他们这些人老是想跟他们妻子的某个朋友睡觉。天知道这是为什么?这个有趣的心理现象反映在许多人身上。但这是一个事实。我没有这样的心理倾向，因此也就不知道你后来又找了什么人……”“你怎么知道我去找了什么人?”
“马莉恩知道的。这种事如果张扬出去，那真够遗憾的了。从那以后你身边就有了一大班女孩子，马莉恩全都知道，你自己也向她承认过你的罪孽。如果你不这样做，事情就不那么有趣，是不是?”理查动了动身子，好像要站起来走开———安娜看见他大腿的肌肉收缩了起来，随即又松弛下去。他改变了主意，仍然坐着不动。他的嘴角挂着一丝奇怪的笑意，看上去像个决心面对鞭子微笑的人。
自由女性Ⅰ(13)
“那会儿马莉恩要抚养三个孩子。她太不幸了。你一次次伤她的心，如果她真的有个情夫，事情也不至于这么糟———情况一定会好一些。你甚至还暗示说:她是个中产阶级的女人，太让人讨厌，过于守旧……”说到这里，摩莉停了下来，朝理查露齿笑了笑，“你真是个自命不凡的小小伪君子。”她以一种差不多充满友好的口吻说。友好中混杂着蔑视。理查再次很不自在地动了动四肢，好像进入了催眠状态，他说:“继续说下去吧。”但话一出口，随即醒悟到他这是自招其辱，于是赶紧改口，“我有兴趣听听你对这事的看法。”“你对此也肯定不会感到奇怪，”摩莉说，“你那样对待马莉恩，我是决不会隐瞒自己的看法的。除了结婚头一年，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她这个人。孩子还没长大成人，她就见不到你了。她只有在招待你商务上的朋友、为你操办豪华的聚宴这一类乌七八糟的事时才能见到你。你为她什么事也没有做。后来终于有一位男子对她产生了兴趣，她天真地以为你不会介意，因为当她向你抱怨你有那么多女孩子时，毕竟还是你自己多次亲口对她说过，你自己为什么不找个情人呢?她于是有了那么一回事，事情可就不得了了。你无法忍受这件事，开始威胁她。后来那男人要娶她，愿意收下你的三个孩子。不错，他是那样地关心她。但你说不。你突然间变得道貌岸然，暴跳如雷得像个《旧约》中的先知。
“对她来说，他太年轻了，他们的关系不可能持久的。”
“你的意思是说，她与他在一起不可能幸福?你担心她会不幸福?”摩莉轻蔑地哈哈大笑说，“不是的，是你的虚荣心受到了伤害。你费尽心机想让她重新爱上你，在她跟他断绝关系以前，那爱啊吻啊让你妒忌得不得了。你一旦将她稳稳地据为己有，你又会失去对她的兴趣，到你那漂亮而宽敞的办公室里的豪华长沙发上找你的女秘书了。你觉得马莉恩不应该那么不快活，不应该到处露脸，不应该多喝酒损害自己的健康。哦，我也许得说，她不应该多喝酒损害作为一个像你这样有地位的男人的妻子的形象。好了，安娜，自从一年前我离开以后，还发生了什么新鲜事?”
理查生气了:“没有必要尽说这些怪话了。”如果把安娜拉扯进来，这就不仅仅是一场与前妻之间的争吵，他因此显得很恼火。“理查来问我是否觉得有必要把马莉恩送到疗养院或别的什么地方去，因为她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太坏了。”摩莉倒吸了口气，“你没有这样做吧，理查?”
“没有。但我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过分。她那段时间酒喝得太多，这对孩子的影响很不好。保罗———他今年十三岁了，有天晚上他起来喝水，发现她昏昏沉沉地倒在地板上，人已烂醉如泥。”“你真的打算把她送走?”摩莉的声音谴责中仍流露出点空虚无聊的意味。
“没错，摩莉，没错。但你觉得怎么办好呢?你用不着担心———你这位助手当时和你一样感到非常震惊，安娜觉得我简直罪恶滔天。”他苦笑了起来，“实际上，当我跟你分手时，我就问过自己，我是否真的那么一无是处?你太夸大了，摩莉。你说起话来好像我就是个蓝胡子 ① 。我总有自己某些无足轻重的事要做，我所认识的那些结过婚的男子到了一定时候大多也是这样子。但他们的妻子并不酗酒。”
“如果你事实上找了个愚昧的、感觉迟钝的女人，事情不就更好吗?”摩莉提议说，“要么你就不该老是让她知道你的所作所为。你太蠢了，她实际上比你聪明一千倍。”
“那还用说，”理查说，“你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女人比男人强。聪明不聪明反正帮不了我什么忙。摩莉，请你听我说，马莉恩信任你。请你尽快去看看她，同她谈谈。”“谈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并不在乎。谈什么都行。如果你愿意，就说我的坏话好了，但一定要想办法让她别再喝酒了。”
摩莉煞有介事地叹了口气，坐下来看着他，嘴角上流露出半是同情半是蔑视的神态。
自由女性Ⅰ(14)
“我真弄不懂;”她最后说，“这真太不可思议了。理查，你自己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让她感到你毕竟喜欢她呢?比如带她出去度度假什么的?”
“我已经带她去过意大利。”他的声音充满着怨恨，但还是把话说了出来。
“理查!”两个女人同时叫了起来。
“她不喜欢我陪她，”理查说，“她老是拿眼睛瞧着我———我看得出，她那样盯着我是在留意我是不是在看别的女人，是在等着我自投罗网。这真让人无法忍受。”“你们度假期间她也喝酒吗?”“不喝，但是……”
“这就好了。”摩莉说，一边将她那双雪白鲜亮的手摊开，那意思是说，别的还有什么好说呢?
“听我说，摩莉，她不喝酒是因为斗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简直是一种交易———如果你不看女孩子，我就不喝酒。这简直把我气疯了。我们男人毕竟有一些实际的难处———我相信你们两位解放了的女性对此事能泰然处之，但我受不了一个女人像狱卒一样管住我。愉快地度过一个下午以后跟马莉恩上床睡觉就像一次‘我要试试你的忠诚’的挑战。总之，我一点也得罪不得马莉恩。我的话你听得够明白了吧?我们回来已有一个星期了，至今为止她还是好好的。每天晚上我都像个尽心尽职的丈夫那样回家，我们坐在家里，相敬如宾。她小心翼翼地避免问我当天做了什么事或看见了什么人。我则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目光接触到威士忌瓶子。当她不在房间里时，我就看酒瓶子，但我能听见她的脑神经在噗噗地跳动:今天他没要我，一定又跟某个女人有来往了。这简直是地狱，真的。好了，”他叫了起来，身子往前倾着，摆出极其诚恳的样子，“好吧，摩莉。但你无法做到两全其美。你们两人对婚姻我行我素，你们可能是对的。你们很可能是对的。我从来没见过某桩婚姻真正达到了预期的美满程度。好了。你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它。婚姻真是一座该死的地狱，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我已深陷其中。你们俩作为安全的局外人为我指点指点迷津吧。”
安娜毫无表情地看了看摩莉。摩莉扬了扬眉毛，叹了口气。“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好呢?”理查装出高兴的样子说。
“我们想的是局外人的安全感。”安娜也显出高兴的样子说。“别装蒜了，”摩莉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这样的妇女是怎样惩罚男人的?”
“哦，”理查说，“这我可不知道，确实不知道，那是你们所举行的丧礼，我何必关心呢?但我知道有个问题是你们碰不到的———这纯粹是一个生理方面的问题。跟一个已经结婚十五年的女人在一起，怎样才能让它勃起呢?”
他以一种亲密无间的口吻说出这话，好像在紧要关头打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
沉默了一会后安娜说:“如果你养成了习惯，事情也许就容易了。”摩莉插嘴说:“你说这是生理问题?真是生理方面的问题吗?这是感情的问题。新婚时你很早就上床睡觉，因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感情问题，它与生理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吗?对你们女人来说是容易的。”
“不，女人也不容易。我们至少比你们敏感，不至于只会说生理啦感情啦什么的，好像它们之间没有联系似的。”
理查将身子往椅背上一仰，哈哈大笑起来。“很好，”他终于说，“我又弄错了。当然当然。太好了。我好像弄明白了。但我还要问问你们两位:你们真的觉得是我的过错吗?在你们看来，我简直是个恶棍。但为什么呢?”
“你应该爱她。”安娜直截了当地说。“是的。”摩莉说。
“我的天，”理查茫然不知所措地说，“我的天!好了，我说够了。我反正已经说过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请你们注意……”他几乎以威胁的口吻说出这句话。两个女人前俯后仰地格格笑个不停，弄得他满脸通红，“难，跟女人坦诚地谈性真难。”
“我想不出有什么难，你刚才所说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发现。”摩莉说。
自由女性Ⅰ(15)
“你真是一头……一头傲慢自大的蠢驴。”安娜说，“你搬弄这些劳什子，好像这就是什么神的最后启示。我相信你跟美丽的女孩子单独在一起时一定谈论性。这会有我们两人在，你为什么也要表演棒球手这一幕呢?”
摩莉赶紧接口说:“我们还没有决定汤姆的事呢?”
这时门外传来响声，安娜和摩莉都听见了，但理查没有听见。他说:“好了，安娜，我佩服你的练达。再没有什么可说了。好了好了。现在我想要两位女贵人为我想想办法。我想让汤姆来跟我和马莉恩住在一起。只要他肯去就行。他不会不喜欢马莉恩吧?”摩莉放低声音，眼睛看了看门说:“你用不着担心。马莉恩来找我时，汤姆和她交谈过好几个小时。”
门外又传来一个响声，好像是人的咳嗽，又好像什么东西被撞了一下。他们三人静静地坐着，这时门开了，汤姆走了进来。
很难说他是否听见了什么。他先十分谨慎地跟他的父亲打招呼:“您好，父亲。”然后便朝安娜点点头。他的眼睛低垂着，好像在有意回避什么，他们的目光最后一次相遇时，他的眼神使安娜陡生怜悯又觉好奇。对他自己的母亲，他善意而嘲讽地笑了笑。这以后，他便一直背对着其他人去，自个儿从那只白瓷碗里弄剩下的草莓吃。他的背仍朝着他们，口中问道:“马莉恩怎么啦?”
显然刚才的话他听见了。安娜心里想，她完全可以相信他有可能站在门外偷听。是的，她还可以想像他偷听时脸上流露的正是刚才他招呼他母亲时所表示的那种充满讥嘲的笑容。
理查没有回答，汤姆有点张皇不安。汤姆坚持他的问题:“马莉恩怎么啦?”
“很好。”理查和蔼地说，“确实很好。”
“那就好。昨天我还碰见过她，并请她喝了杯咖啡，她当时看上去很糟。”
摩莉朝理查迅速扬了扬眉毛，安娜微微扮了个鬼脸，理查目不转睛地盯住她俩，那意思是说，事情全被你们弄糟了。
汤姆依然不看他们的眼睛，但以身体的每根线条表示他们低估了他对目前这个态势的理解力和他对他们毫不含糊的判断力。他坐了下来，慢慢地吃着草莓。他很像他的父亲。那是说，他长得很结实，丰满，皮肤黑黑的，那都像他的父亲，丝毫没有摩莉那种冲动而充满活力的痕迹。但他与理查不一样，不是将潜伏在乌黑的眼睛里、表现在每个直截了当显示不耐烦的动作里的执拗脾性赫然外露，而是禁锢自己的天性，看上去总是一副固步自封的样子。这天上午，他穿着一件红色的汗衫，一条宽松的蓝色仔裤;如果他穿一套朴素而普通的服饰，看上去会更好看些。他每做一个动作，每说一句话，似乎都处在一种慢节奏中。摩莉过去一直饶有风趣地抱怨说，他说起话来好像预先发过誓要等数完十才开口。她还风趣地抱怨过这么件事:有年夏天他开始长胡子，但那漂亮的胡子长在他一本正经的脸上好像是用糨糊粘上去似的。那时她总爱乐滋滋地说着这样一些牢骚怪话，直到汤姆有一次顶撞她:“是的，我知道您很希望我长得像您———我是说长得像您那样漂亮。但不幸的是，我继承了您的性格，本来应该另外一种情形才好———确实，如果我具有您的外表，父亲的性格———不管怎么说，他拥有权势———那岂不更好吗?”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还竭力设法让她明白这一点:她始终就是个脾气固执、反应迟钝的人。摩莉为此担忧了好几天，甚至给安娜打了个电话:“安娜，你说这不可怕吗?谁会相信这一点呢?多年以来你一直在考虑某件事，并与之达成了妥协，然后突然间有人把它提了出来，使你看到他们一直就那样想的。”
“你当然不希望他像理查吧?”
“不希望，但说理查拥有权势，这话是对的。看看汤姆说这句话时的神态吧———‘不幸的是我继承了您的性格，’他是这样说的。”汤姆一颗接着一颗吃着草莓，直到吃光为止。他没有说话，他们也没有说。他们坐着看他吃，好像他有意要他们这样做。他吃得很仔细。他吃东西时嘴巴一张一合与说话时的样子一样:每个词都咬得有板有眼，每颗草莓都整个儿单独咀嚼。他的额头始终皱着，乌黑的眉毛打着结，就像小学生在听课。每次张嘴以前，他的嘴唇都像老人那样预先微微地颤动。安娜观察着这个动作，觉得它很像一个瞎子所为。有一次她乘火车，对面就坐着一个瞎子。那人也是这样紧绷着嘴巴，腮帮鼓鼓的，嘴唇微微翘起。他的眼睛即使朝人看时也跟汤姆的眼睛相似:好像老是在内省什么。当然他什么也看不见。当她坐在盲者对面，看着那双似乎由于内省而变得暗淡无光的眼睛时，安娜能感觉到对方的情绪在不断地波动起伏。她知道理查和摩莉也有同感。他俩皱起眉头，神情不安地扭动着身子。安娜懊恼地想:他这是在恐吓我们大家呢。他是在恶狠狠地恐吓人。她再次想像起他刚才如何站在门外偷听，很可能已经听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现在凭猜测已坚信这一点，并开始讨厌这个男孩，因为他存心让他们那样坐着，得看他的脸色行事。安娜为了打破沉默，顾不上汤姆给他们设下的这个奇怪的雷池，准备强制自己出来说几句，这时，汤姆已放下盘子，把调羹平稳地搁在上面，平静地说:“你们三人又在讨论我的事了。”“绝对没有。”理查亲热地说，那口气似乎在说服他。“绝对。”摩莉说。
自由女性Ⅰ(16)
汤姆朝他俩宽容地笑了笑，说，“您这次来为的是您某个公司里的一份工作。我其实早就按您的建议考虑过了，如果您不介意，我想我会拒绝的。”
“噢，汤姆!”摩莉说，显得很失望。
“您总是前后矛盾，母亲。”汤姆说，眼睛朝向她的方向，但没有看她。他向来就用这种方式看人，让自己保持类似沉思的姿势。他的脸阴沉沉的，几乎显得有些蠢，他得特别用心才能对人表示出应有的礼貌，“您知道，这不仅仅是接受一份工作的问题，不是吗?这意味着我必须像他们那样过日子。”理查移动了一下他的腿，强压住怒火叹了口气。汤姆继续说下去，“我并没有批评的意思，父亲。”“如果不是批评，那又是什么呢?”理查笑着说，口气中满含愤懑。“不是批评，仅仅是价值评判的问题。”摩莉得意洋洋地说。“咳，真见鬼!”理查说。
汤姆不理睬他们，继续朝他母亲所坐的方向发表他的演说。“先不管是好还是坏，问题的关键是:你们已经把我养大成人，使我能够信仰点什么了，而现在却又说，我最好在波特曼公司找份工作。这是为什么呢?”
“你的意思是，”摩莉以自责的口吻痛心地说，“为什么我没有给你提供一份更好的工作?”
“也许并不存在什么更好的工作。这不是您的过错———我不是那个意思。”这话他说得很轻，但极其果断。摩莉坦率地长叹了一声，耸了耸肩膀，并把双手摊开。“我并不在乎自己的命运跟您相似，原因不在这里。许多年以来我一直都在听您的朋友们说话，你们，你们所有的人似乎都陷入了困境。如果那不是困境，我想那一定也是比困境更糟的一种局面。”他说，一边皱着眉头，每说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我并不在乎这些，但这是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你们也并不认为我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您和安娜即使某个时候想过有这种可能，一定也甚至大感诧异。哦，可事实上我已成为那样的某一种人了，是不是?”
安娜和摩莉相互笑笑，又朝他笑笑，承认是这么回事。
“那好，”理查高兴地说，“事情解决了。如果你不喜欢成为安娜和摩莉这样的人，那还有别的选择。”
“不，”汤姆说，“我还没有把话说清楚，否则您就不会这样说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你总得做点什么事吧。”摩莉叫了起来，那声音毫无幽默可言，只是听起来很刺耳，吓人。
“您还没理解我的意思。”汤姆说，好像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但你刚才说你并不想成为我们这样的人。”摩莉说。
“并不是因为我不想，而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够。”随后他转身面对他的父亲，耐心地向他解释，“母亲和安娜的问题是:人们不会称她们为作家安娜?沃尔夫和演员摩莉?雅各布———除非你不了解她们。她们所从事的工作———我要说的是———她们并不是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所代表的那类人;但如果我跟您在一起工作，我就只能成为我的职业所表示的人了。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坦率地说，不明白。”
“我要说的是，我倒宁可……”他说得很吃力，于是停顿了一会，咬了咬嘴唇，皱起眉头，“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因为我知道我必须向你作出解释。”他耐心地说下去，随时准备接受父亲无理的质问，“像安娜或摩莉这样的人并不只属于一种职业，而是属于许多职业。我知道，她们可以变来变去。从事别的什么工作。我并不是说她们的性格会变来变去，而是说她们没有限制在一个模式里。我知道，如果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发生了什么变化，如革命什么的……”他停了下来，耐心地等待理查怒气冲冲地对“革命”一词发出一声尖刻的嘘声，然后再接着说下去，“只要形势所迫，她们可以成为别的什么人。但你就永远无法改变了，父亲。你始终得按现在的方式生活。而我却不愿自己成为那种样子。”他把话说完了，然后咬起嘴唇，撅起嘴巴。
自由女性Ⅰ(17)
“那你会很不幸福的。”摩莉说，几乎在呻吟。
“是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汤姆说，“上次我们什么都讨论过了，最后你说，噢，你会不幸福的。好像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但是，如果说到不幸福，我倒不打算把您或安娜称为幸福的人，但你们至少比我父亲要幸福得多。至于马莉恩就不谈了。”他轻声补上了最后这一句，直接谴责了他的父亲。
理查怒气冲冲地说:“你为什么只听马莉恩的一面之词，而不听听我的话呢?”
汤姆没有理睬他父亲，继续说:“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甚至在开口说话之前我就知道我会显得很天真。”“你当然很天真。”理查说。“你不是天真。”安娜说。
“上次跟你谈过话以后，安娜，我回到了家里，当时心里就在想‘安娜一定觉得我非常天真。’”
“不，我不这样看。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你似乎没有理解的是:我们都希望你比我们更有出息。”“为什么我应该那样呢?”
“我们也许会有变化，也许会变得比现在好。”安娜怀着对青年一代的敬意说。她从自己的声音中听出了这种意思，于是笑了起来，说道:“我的天，汤姆，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你已使我们感到受过一次审判了吗?”
汤姆第一次显示出了他的幽默感。他确切地看着她俩，先是安娜，然后是他母亲，并笑了起来。”你忘了我曾经听你们两人谈论我的全部生活。我了解你们，不是吗?有时候我的确觉得你俩非常天真，但我宁可……”他没有看他的父亲，话说到这里就停下了。“真遗憾，你们始终不给我一点说话的机会。”理查自怜地说。汤姆作出的反应是迅速而执拗地从他身边退开，然后对安娜和摩莉说，“我宁可像你那样经历一次失败，而不要成功什么的玩艺儿。但我并不是说我有意要选择失败。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会选择失败，是不是?我知道什么东西是我不想要的，只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
“请允许我提一两个实际问题。”理查说。安娜和摩莉都在苦涩地思考“失败”这个词，这个孩子所使用的那层词义与她们所使用的完全一样。她们已很长时间没有用它来说对方———因为这个词至少不是太合适，也不是决定性的。“你打算以什么为生呢?”理查问。
摩莉生气了。她为汤姆提供了一个可供他思考人生的安全的环境，她不想让汤姆因理查的挖苦而放弃这种思考。
但汤姆却说:“如果母亲不介意，我倒不在乎离开她生活一段时间。我毕竟几乎什么事都没有经历过。但如果我不得不去挣钱，我完全可以去做一名教师。”
“你将发现，那份谋生的职业要比我提供给你的艰难多了。”汤姆显得局促不安。“我想你没有真正理解我要说的话。也许是我没有把话说准确。”
“你这样还是上咖啡馆做乞丐好了。”理查说。
“我不知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样说无非是因为你喜欢的只是那些有钱人。”
这时，三个大人都不出声了。摩莉和安娜不出声是因为她们相信孩子有能力为自己抗争，理查是因为担心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怒火。过了一会，汤姆说:“也许我想成为一名作家。”
理查发出一声呻吟。摩莉想说什么，终于没有说。只有安娜叫了起来:“哦，汤姆，这个好主意还是我给你出的呢。”
他友好地看着她，但说话的口气却很固执:“你忘了，安娜，关于写作我并没有你那么多复杂的观念。”“什么复杂的观念?”摩莉严肃地问。
汤姆对安娜说:“你说过的那些话我一直在思考。”“什么话?”摩莉问。
安娜说:“汤姆，你这人真让人吃惊。人家说了几句，你就把它那么当真。”
“你说的时候当真了吗?”
安娜很想开一个玩笑避开这个问题，但她还是说:“是的，我是当真的。”
“不错，我知道你当真。因此我就思考了你所说的那些话。你说话时很有点自负。”“自负?”
自由女性Ⅰ(18)
“是的，我想是自负。我两次来看你，都跟你谈了话。我把你说过的话全部联系起来，觉得你的话听起来很有点自负，或者说蔑视也可以。”
另外两位，摩莉和理查，就坐在他们背后，一边笑着，一边抽着烟。他们成了局外人，相互交换着眼色。
安娜这时只想着这位男孩对她的一片诚意，于是下决心将她的老朋友摩莉撇在一边，至少暂时如此。
“如果我的话听起来带有蔑视的意味，那么，我想我当时一定没有把话解释清楚。”
“是的。这表明你不那么信任人。我想你是有点害怕。”
“害怕什么?”安娜问。她觉得自己的情绪太外露了，尤其当着理查的面。她的喉咙变得又干又痛。
“孤独。不错，我知道这话在你听起来有点滑稽:与其为了摆脱孤独去结婚，你宁可选择孤独。但我指的是另外一层含义。你害怕写你所感受到的生活，因为那时你也许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暴露的地位。你得暴露你自己，你会感到孤独。”“哦，”安娜有气无力地说，“你是这样想的吗?”
“是的。如果你不是害怕，那就一定是蔑视。当我们谈到政治问题时，你说过，在你还是一个共产党人时你就懂得了一个道理:最可怕的事莫过于政治领导人不讲真话。你说，任何一个小小的谎言都能扩大为谎言的泥沼，从而毒化一切———你不记得了吗?你当时对此谈了很长时间……你是在说到政治问题时说这个话的。你为自己写书，但没有人能读到它。你说世界上许多书都锁在抽屉里，那些书都是为作者自己写的———甚至在说真话很危险的国家里也不例外。你还记得吗，安娜?好了，这就是一种蔑视。”他没有正视她，只是向她所坐的方向投去认真的、阴郁的、自我探索的一瞥。他看见她脸红了，感情也被刺痛了。但他的心情已平静下来，并急切地问:“安娜，你当时所说的正是你所想的吗?”“是的。”
“但是，安娜，你确实没有想过我对你所说的一切会有所思考吗?”安娜把眼睛闭上了一会，苦涩地笑了起来。“我想我低估了———你是怎样认真地看待我的话呢?”
“那是同一回事。与对待你的写作一样。我为什么不应该认真地看待你的话呢?”
“我不知道这些日子你一直在写作。”摩莉硬是插上一句。“我没有写。”安娜赶紧说。
“你又来了，”汤姆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
“我记得曾经对你说过，我有一种可怕的厌恶感，以及无用感，心情一直为此而苦恼。也许我并不喜欢把这些情绪散布开去。”“如果安娜使你对文学事业充满了厌恶，”理查笑着说，“那我从此就再也不必跟她争论了。”
理查说话的口气显得那么虚伪，汤姆干脆不去理睬他，他只是极有礼貌地克制住自己的窘迫，径自说下去:“如果你说感到厌恶，那你一定真的感到厌恶。你为什么不假装一下呢?但关键在这里，你讲究的是责任。这也是我所感到的———如今人们相互间并不讲责任。你说过，社会主义者不再是一种道德的力量，至少暂时如此，因为他们不讲道德的责任。只有一部分人例外。你当时是这样说的，不是吗?你在自己的笔记里不断地写啊写，把你对生活的感受说出来，但你同时又把它们锁在抽屉里，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很多人会说传播厌恶感，或者无政府主义，或者某种迷惘的思想是不负责任的。”安娜微笑着说，装出一副哀愁的样子，竭力想把他的注意力引到这方面来。
汤姆即刻作出反应:闭上嘴坐了下来，表示安娜辜负了他。她跟大家一样，显然使他失望了———这从他耐心而固执的神态中看得出。他又回到了原先的状态，说道:“不管怎么样，那都是我下楼来存心要说的一些话。我准备继续无所事事地过上一两个月。这开销比起按你们的意思去上大学毕竟省得多。”“钱不是问题的关键。”摩莉说。
自由女性Ⅰ(19)
“你会明白钱正是关键，”理查说，“等你改变了主意，打电话给我。”“不管怎样我都会打电话给您。”汤姆以他应有的礼貌对他父亲说。“谢谢。”理查简单地说，很有点不高兴。他站了一会儿，恼怒地朝两个女人笑笑说，“过几天我再来，摩莉。”“什么时候都行。”摩莉亲切地说。他冷冷地朝安娜点了点头，用手拍了拍他儿子的肩膀。后者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理查走了，汤姆也突然站了起来，说:“我要回到楼上房里去了。”他走了出去，脑袋向前伸着，一只手伸向门把手。那门只开了一半，仅容得下他的身躯:他似乎是从门缝里钻出去的。她们又听见楼上传来了颇有规则的脚步声。“好了。”摩莉说。
“好了。”安娜说，准备接受盘问。“看起来我不在时发生了许多事。”
“我对汤姆显然说了一些本不该说的话。”“也许说得还不够。”
安娜强打起精神说:“我知道你希望我跟他谈谈艺术一类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事情并非……”摩莉只是在等待，神情显得有点疑惑，甚至尖刻。“如果当它是一个艺术方面的问题来谈，那倒容易多了，是不是?那时我们完全可以就当代小说问题进行充满智慧的交谈。”安娜的声音充满了苦恼，但还是尽量装出笑容。“你那些日记里写了什么?”“那不是日记。”
“不管它是什么吧。”
“乱糟糟的东西，就这个。”
安娜坐在那里，看着摩莉扭动着她那双白嫩的手，然后绞在一起。那双手似乎在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的感情呢?———但如果你坚持要这样做，我也只好忍着。
“既然你写了一本小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应该再写一本。”摩莉说。安娜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而她的朋友的眼里早已噙满泪水。“我并没有嘲笑你。”
“你一点也不理解我，”摩莉强抑住泪水说，“虽然我自己不行，但你应该写点什么，这是我非常关心的。”
安娜差一点执拗地脱口而出:“我又不是你的附属物。”但她知道，这样的话只能对自己的母亲说，于是，到了嘴边的话就被她忍住了。安娜已经不怎么记得起她的母亲;她很早就去世了。但每逢这样的场合，她心目中总会出现某个强大的、支配他人的、她不得不与之抗争的人物形象。
“你那么恼恨某些人，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同你说话好了。”安娜说。“是的，我很恼恨。我很恼恨。我所认识的那些白白浪费自己的精力的人我全都恼恨。不仅仅是你。是很多很多的人。”
“当你不在时，这里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事。你认识巴塞尔?雷恩吗?———我指的是那位画家。”“当然。我过去就认识他。”
“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从此再也不画画了。他说，他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这个世界太乱太糟了，艺术成了与世无关的东西。”安娜沉默了好一会，然后问摩莉，“这对你有什么触动吗?”“没有。当然，即使有也不会是从你这儿得来的。你毕竟不是光写人的情感的小说家，你写的是生活的现实。”
安娜差点又要笑起来，但她随即严肃地说:“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所讲的许多话都只是他人的回音?你刚才所说的话就是共产党的文学批评的回音———而且还是在该党最糟糕的时候提出的主张。只有上帝知道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反正我不知道。我从来就理解不了它。如果马克思主义真的能说明什么，那它的意思是说，描写人的情感的小说应该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因为情感是社会的一种功能和产物……”她停了下来，发现摩莉脸上的表情发生了变化。“别那副样子，摩莉。你说你要我谈谈艺术，我就这样做了。我还有别的话呢。如果不那么令人沮丧，那也够吸引人的。现在是一九五七年，我们都是桥下的流水。突然间我们英国的文学界出现了一个我做梦也预见不到的现象———一大批从来与那个党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突然间站了出来，好像都是他们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似的，公然宣称描写人类情感的小说或戏剧并不反映现实。现实是什么?你听了会大感吃惊的，现实就是经济，或者就是把反对新秩序的人一排排扫倒的机关枪。”
自由女性Ⅰ(20)
“我表达不好自己的观点，但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摩莉说。“我毕竟只写过一部小说。”
“是啊，如果那本书给你带来的财源断了，你打算做点什么呢?你的幸运全靠了它，总有一天那钱会断了生路的。”
安娜竭力保持沉默。摩莉的话中显然含有恶意:她的意思是说，我很高兴你也不得不屈服在我们其他的人所面临的压力面前。安娜心里想，我真希望自己对什么事都不那么敏感，甚至连一些小小的情感的波动也不放过。如果能做到对什么事都视而不见，麻木不仁，那每一次跟人谈话，每一回与人交往就会像穿越一座废矿那样轻松自在了。我为什么不承认这个事实:一个人最亲密的朋友有时也会在你的肋部深深地扎上一刀呢?
她几乎想冷冷地说:“我的钱来得很慢，我不得不尽快找一份工作，你听见这话一定很高兴。”但临时又改了口，装出高兴的样子，就摩莉那番话的表面含义回答她:“是的，我想我不久就会缺钱花了，我必须尽快找一份工作。”
“我不在时你没有做过什么事?”
“为了谋生我当然做过许多这样那样的事。”摩莉看上去仍有些怀疑，安娜只好随她的便。她以轻松幽默的口吻略带伤感地说，“这是很糟糕的一年。首先，还差点跟理查发生暧昧关系。”
“这倒有可能。你只要随便想想理查，这一年的日子就过不好了。”“你知道，有趣的是，他那边的情况乱七八糟的，你一定会感到奇怪———你为什么从不跟理查谈谈他的工作呢?这真有点怪。”“你的意思是说，你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有钱?”
“哦，摩莉!当然不是。根本不是。我已经对你说过，一切都乱套了。那边的人什么也不相信。他们使我回想起中非的白人———他们以前总是说:好了，再过五十年黑人就要把我们赶下大海去了。他们说这话时显得很开心。那意思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的。’但结果呢，根本用不着那么长的时间。”“还是说说理查吧。”
“他带我去赴一次盛大的晚宴。那是一次重要的聚会。全欧洲的铝锅铝罐、茶壶清洁剂或飞机的螺旋桨什么的———反正是这一类东西的控股权被他刚刚买了下来。在场共有四个商界巨头和四个漂亮小妞。我也算小妞中的一个。我坐在那里，看着围住桌子的那一张张脸。天哪，那场面可真叫触目惊心。我似乎回到了最原始的共产主义的阶段———你知道，那时候的人一心只想着如何养出私生子———我的话是说，即在人类开化以前，那些配对的男女也都是这样不负责任的。我看着那些脸;我只是坐着，看着那些脸。”“你这话我们以前也经常说。”摩莉说，“还是说点新鲜的吧。”“一切都那么明目张胆。还有他们对待女人的手段呢———当然都是无意的。我的上帝，我们也许会时时觉得生活糟透了，但至少我们那些伙伴还有一半是开化的，对此我们真是倍感幸运。”“还是说说理查吧。”
“好吧。这已经不重要了。他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而已。他驾驶他那辆新美洲豹把我送回家。我请他喝咖啡。他早有思想准备。我坐在那里思考着。他并没有比那些曾经跟我睡过觉的笨蛋更坏。”“安娜，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你问这话好像你从来就没有碰到过这种一时不去谈及道德的情况。真见鬼，我的想法怎么样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你说话的方式。我觉得很新鲜。”
“我相信。但我想———如果我们过的是一种所谓的自由生活，那就是说，像男人一样的自由生活，我们为什么就不应该像他们那样说话呢?”
“正因为我们并不一样。这是问题的关键。”
安娜笑了起来:“男人和女人，束缚和自由，善和恶，是和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性和爱情……“安娜，理查后来又怎么样?”
“没什么。你问得也太多了。我坐着喝咖啡，看着他那张愚蠢的脸，心里一边在想:假如我是个男人，我就会上床了。这完全有可能，因为我觉得他很愚蠢———我是说如果他是个女人。后来我便感到很厌倦。很厌倦很厌倦。他看出我的厌倦感，于是想让我振作起来。他站起身，对我说:哦，我想我无论如何得回到普兰大街十六号自己家里去了。他期待我说，哦，不，我舍不得你走。你知道，这位可怜的已婚男子受妻子儿女的连累。男人们都如此。请可怜可怜我吧，我不得不回到普兰街十六号自己的家里去，回到市郊那所凄凉的、设备齐全的房子里去。他这么说。这话他说了三遍———就好像他并不住在那里，而且并没有结过婚，好像那房子与他毫无关系。普兰大街十六号那幢房子和那位太太全与他无关。”“准确地说，那是里士满城里的一幢大房子，有两个女佣，三辆车。”“你必须承认，他身上具有一种乡巴佬的气息。这真是件怪事。他们全都如此———我是说那几个商界巨头，他们全都具有这种气息。你一定想像得到那些帮你节省体力的设备和穿睡衣的孩子，他们一个个过来亲吻他们的父亲，向他问安。他们全是温顺的小猪崽。”
自由女性Ⅰ(21)
“你说起话来像个娼妇。”摩莉说。然后显出困窘的样子笑了起来，她自己也为用了“娼妇”这个词而感到惊奇。
“不可思议的是，费了那么大的心思而我仍没有那个兴致。他们千方百计———哦，当然都是无意的，那也是他们每每得手的关键———想让人领悟到他们的意思。而我却依然不为所动。我向他道晚安，我说:理查，我困了，谢谢你带我去享受那么高档的生活。他站在那里，思忖着他是否应该第四次说‘我的天，我又得回家见我那讨厌的老婆了。’他一定在诧异为什么这个缺乏想像力的女人安娜会不同情他。我看得出他当时心里在想:她无非是个知识分子，我没能带另一个女孩子去真太遗憾了。我等着他如何向我报复。他开口了:安娜，你应该多多关心自己的身体，你看上去比你实际的年龄苍老了十岁，你显然一天天变得憔悴了。我于是说:理查，如果我对你说，好吧，来上床吧，那时你一定会说我多么漂亮了。真理显然就是这样位于两极之间的……”
摩莉把一个坐垫举到胸口，抱住它，哈哈大笑起来。
“他接着说，安娜，当你邀请我上楼喝咖啡时，你一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是个身体健壮的男人。又说，我可以跟女人搞关系，也可以不搞。我这时已经开始厌恶他。我说，哦，你走开吧，理查，你这人太讨厌了……现在你能理解为什么今天我和理查之间的关系显得那么紧张了吗?———不错，是紧张，这正是我要用的最适当的一个词。”
摩莉停住笑，说道:“反正都一样，你和理查，你们肯定都疯了。”“是的，”安娜十分严肃地说，“是的，摩莉，我觉得我离疯并不远了。”这时摩莉站了起来，急巴巴地说，“我得去做午饭了。”她向安娜投去歉疚而悔恨的目光。安娜也站起来说:“那我也上厨房待一会吧。”“你可以把我称做长舌妇了。”
“哦哦，”安娜很不经意地打了个哈欠说，“我是准备这样想，你还要我告诉你什么新鲜事呢?一切都是老样子。的确如此。”
“你说这一整年?联共二十大，匈牙利事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人心正自然而然地从这一边倾向那一边，这是毋庸置疑的。怎么可以说老样子呢?”
小小的厨房四壁雪白，紧凑而有序，排列整齐的各色杯儿盘儿连同挂在墙上、天花板上的水珠子都在闪闪发光。玻璃窗上蒙着雾气。烤箱因内部蓄满了热能似乎要蹦起来，鼓起来。摩莉迅速打开窗户，一股热烘烘的烧肉的气味从潮湿的屋顶冒出，飘向后院，与此同时，一团等待已久的阳光敏捷地跃过窗台，盘旋在地板上。“英格兰，”摩莉说，“英格兰，这个时候回来比平时更糟。在船上时我就觉得没劲。昨天我走进商店，看着那一张张漂亮的、体面的脸，每个人都那么友好，那么体面，那么呆板。”她迅速朝窗外看了一眼，然后便毅然背过身去。
“我们最好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和我们所认识的人们似乎都在抱怨英格兰，我们就生活在这片抱怨声中。”
“我打算尽快再次离开。要不是为了汤姆，我明天就走。昨天我到剧院去排练，所有的男人的表情都很古怪，只有一个人例外，但那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我在这里还有什么事可做呢?我在外面的时候，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男人们把你当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来看待。我的感觉非常好，从来用不着记住自己的年龄，从来不必去考虑性。我负责一两件愉快的工作，一点也不累，一切都很顺利。但一踩上这片土地，你就得系紧你的裤带，千万别忘了。你留心着吧，这些人就是英国人。只有极少数的人例外。你会变得很怕难为情，为性而害羞。充斥着这么乱糟糟的一班人的国家怎么好得起来呢?”“你打算安心住上一两星期吧?”
“我不打算安心。我只是觉得某种逆来顺受的思想在抬头。这所房子，本来应该再粉刷一下了。我只是不想动手干———什么粉刷啦，挂帘子啦。这里的一切为什么这样艰难呢?欧洲就不一样。你晚上睡上几个小时，心情总是很愉快。这里呢，连睡觉时也得动着脑筋……”
自由女性Ⅰ(22)
“是的，是的，”安娜笑着说，“我相信，许多年以来，每当我们从什么地方回来，我们便有许多共同语言。”
当地铁火车开过时，房子颤动起来。“你得把天花板修一修了。”安娜抬头看着天花板补充说。这幢房子二战快结束时挨过炸弹，曾经空了两年，所有的房间都经过风雨的洗礼。后来房子经过修缮。但当火车开过时，还是能听得见墙壁内的泥沙发出的沙沙声。天花板上还有一条裂缝横贯而过。
“哦，见鬼，”摩莉说，“简直无法住了。但我想我还是会忍受下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那么听天由命，能那么勇敢地承受压力。”眼泪已夺眶而出，她眨眨眼睛把泪水挤了去，转过身去对着烤箱。
“因为这个国家是我们了解的。其他国家就不一定是我们了解的地方。”
“这话不完全对，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好了，你最好马上再谈点什么新闻吧，我很快就要把午饭端上来了。”这是摩莉表示她的孤独与不满的一种方式:她摊开双手，显得那么悲哀而坚忍，分明在谴责安娜。安娜心里想:如果我现在继续跟她谈论男人如何如何，那我就只好不回家了，我得留下来吃午饭，然后再度过整个下午，摩莉和我会相处得更亲热，更友好，我们间的一切障碍都将消除。但当我们分手时，又会一下子生出怨恨———因为我们女人最终总是忠于男人，而不是自己的同性……安娜真想坐下来不再说话，但她终于没有这样做。她想:有关男人和女人的事，那些恩恩怨怨啊，相互责备啊，背信弃义啊，都一笔勾销吧。我们已吃到了苦头，选择了某种生活方式，何必再那么怨天尤人呢?……再说，如果我不小心，摩莉和我说不定会堕落成整天坐着说人坏话的老女人:你还记得那个说傻话的男人吗?他的名字记不起来了，但事情肯定发生在一九四七年……
“好了，说给我们听听吧。”摩莉装出快活的样子对安娜说，后者已沉默了好一阵子。
“好吧，我想你不打算听有关同志们的情况吧?”
“在法国和意大利，知识分子天天在谈论联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谈论匈牙利的前途、教训和值得反思的错误。”
“这里也是这样，谢天谢地，人们好像对它已感厌倦了，我还是不去谈它吧。”“那也好。”
“我想我可以提一提三位同志———哦，只是随便说说，”安娜赶紧补上一句，因为摩莉做了个鬼脸，“是工人阶级的三个儿子，工会的官员。”“谁?”
“汤姆?温特斯、莱恩?科豪和勃伯?福勒。”
“我认识他们，当然。”摩莉即刻说。什么人她都认识，或者早就认识。“他们怎么啦?”
“就在二十大召开以前，正当我们这个圈子显得动荡不安、阴谋四起，连南斯拉夫也出现危机时，我偶然间结识了他们，用他们通常的话来说是文化上的交往。那时候，我和我的同党们都在花大量的时间从事党内的论争———我们这班人真太天真了———竭力想说服人们承认发生在俄国的怪事，而不仅仅是否定它。这时我突然收到了他们三人的来信———当然是分别写来的，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一样给我写了信。他们的话显得很严肃，大意是说，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任何关于莫斯科有什么肮脏的勾当或革命之父斯大林犯了什么错误的传闻都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散布的。”摩莉笑了起来，但显得很文雅。她的神经早已久经磨练。
“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关键是:这三封信写的是同一个内容。当然，笔迹稍有差别。”“应大有差别吧。”
“为了自我消遣，我把三封信都打了出来———都按原文打，然后放在一起。发现其中的措词、风格、语气都是相同的。简直无法区别这一封是汤姆写的，另一封是莱恩写的。”
摩莉抱怨说:“在你那本笔记什么的玩艺里，没有你和汤姆的秘密吧?”
“没有。得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说。我还没有把它写完呢。”“好了，我不想再追问你了。”
自由女性Ⅰ(23)
“这以后就是二十大了，我随后又马上收到了另外三封信。都是一些歇斯底里的话:自责、自贬、内疚什么的。”“你把它们也打出来了吧?”
“是的。仍把它们放在一起。这些信可能全都是一个人写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没有。你想证明什么呢?”
“当然，问题也就随之而起———我是一个成见很深的人吗?这些来历不明的信为什么都要写给我呢?”
“是吗?还好不是写给我。”摩莉的意思是:如果你存心要无中生有为自己编造什么，千万别把我也扯进去。
安娜深感失望，因为她的这一发现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想法正是她一直想跟摩莉认真谈谈的话题，她于是马上说:“哦，这事确实使我感到很有趣。信的内容很广泛———谈到了那个人们通常所说的混乱时期，一些人脱了党，或者说所有的人都脱了党———这里是指那些关键时间挺不住的人。然后突然间，就在同一个星期———这真有点不可思议，摩莉……”安娜不顾一切再次想吸引摩莉的注意力———“就在同一个星期，我又收到了三封信。写信人这次已摆脱困惑，显得很严肃、果断。写信的时间正好是匈牙利事件以后一星期。换句话是说，那根鞭子已经断了，那几位摇摆不定的人认准了方向开始急起直追。那三封信也是相同的———当然，我并不是说信的具体内容。”安娜说得不耐烦起来，因为摩莉看上去并不相信她，“我指的是风格、措辞，构词造句的习惯。中间那三封歇斯底里自责自贬的信本来可以不写。实际上，我相信汤姆、莱恩和勃伯已经不把写过那几封信的事放在心上。”“但你一直保留着?”
“是的，但我不会拿它们作为法庭上的证据，如果你指的是这个意思的话。”
摩莉站起来用一块有条纹的紫红色的手帕慢慢地擦拭眼镜片，并把每块镜片拿到电灯前一一照过，然后放下，“你的故事已让我厌烦了，我想我不会再麻烦你谈它。”
“摩莉，我们真的不能再谈谈此事了吗?我们做了多年的共产党员，或至少接近过共产党，反正怎么说都行。我们总不能突然就说‘哦，我讨厌了’吧。”
“有趣的是，我是讨厌了。是的，我知道这很不正常。两三年以前，只要在空余时间里不去组织点什么事，我便感到很内疚。如今即使我什么事也不做，整天懒洋洋的，也一点不觉内疚了。安娜，我再也不关心那些事了。完全不关心。”
“这不是一个感不感内疚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思考其中的道理的问题。”
摩莉没有回答，安娜于是紧接着说:“你想听听有关殖民地那帮人的情况吗?”
“殖民地那帮人”这个名称指的是一群美国人，他们都因政治的原因住在伦敦。
“哦，老天，别说了。我对他们也感厌烦。我倒想知道纳尔逊怎么样了，我很喜欢他。”
“他正在写他的美国名著。他离开了妻子，因为她神经过敏。后来找了个女孩，非常的可爱，然后却发现她也神经过敏，于是又回到妻子那里。结果发现这妻子还是神经过敏，只好又离开了她。如今重新找了个女孩，至今为止她还没有神经过敏。”“其他人怎么样?”
“某种程度上，都差不多，差不多。”
“好了，我们不谈他们了。我在罗马也碰到了一帮美国人。他们过得很悲惨。”
“是的。还有谁?”
“你的朋友玛斯朗———那个非洲人，你还记得吧?”
“当然记得。他最近待在监狱里，因此我猜想明年这个时候他便可以做首相了。”
摩莉哈哈大笑起来。
“还有你的朋友德?席尔瓦。”
“他曾经是我的朋友。”摩莉又笑了起来，但因见安娜板着面孔便又止住了笑。
“他的事是这样的:他跟他妻子回到了锡兰———你还记得吗，她是不想回去的。由于他写了信给你而得不到回答，他于是写信给我。他来信说锡兰是个美妙的地方，到处都有诗。他妻子马上又要生孩子了。”
自由女性Ⅰ(24)
“但她不想再要孩子。”
安娜和摩莉突然同时笑了起来。她们一下子又变得步调一致了。“后来他又来信说他很想念伦敦和它的文化自由。”“我想我们随时都可以请他回来。”
“他回来了。两个月以前。他显然已抛弃了他的妻子。她待他太好了，他说，流了很多泪，但只是不够多，因为她毕竟离不开在锡兰的两个孩子，而且又没有钱。他如今生活安定了。”“你见过他?”
“是的。”但安娜觉得自己不能把他们间发生的事全都告诉摩莉。说出来有什么好处呢?自从那天下午他们间轻易发生了一场激烈而乏味的争吵以后，她就发誓从此再不跟他来往，他们的关系将就此了结。
“你自己怎么样，安娜?”
这是摩莉第一次以安娜能够回答的口吻提问，于是她马上回答:“迈克尔来看过我。大约一个月以前。”安娜跟迈克尔一起生活了五年。三年前他们的关系破裂了，但并非出于她的意愿。“事情怎么样?”
“就那么回事，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那当然，你们相互太了解了。”
“他很有礼貌———我怎么说好呢?你知道，我是个可爱的老朋友。他开车把我带到一个我想去的地方。他一路上跟我谈他的一个同事。他说，你认识迪克吗?真是怪事，你想想看，如果他记得迪克，我还能把他忘了吗?当时我们就经常与他见面。迪克在加纳找了份工作，迈克尔说，他带上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想去那里;她们这班夫人太太都很难对付。迈克尔这么说，然后便笑了起来。他很诚恳，你知道，我们过得很愉快。但痛苦也就在这里。他然后显得很不安，因为他记起我曾经做过他的妻子。他的脸红了起来，显得很内疚。”
摩莉什么也没有说，她仔细地观察着安娜。“就这些了，我想。”
“他们全都是一帮猪猡。”摩莉开心地说，有意加强语气想引安娜发笑。
“摩莉!”安娜痛苦地恳求她别说了。“什么事?再谈下去没有什么好处，是不是?”“是的，但我正在想，你知道，我们有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只有一个吗?”
但安娜没有笑，“别这样，我在说正经的。我们两人总让人觉得太固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我在说正经的。我的意思是说，当婚姻破裂时，我们就说，我们的婚姻是一次失败，太糟了。男人抛弃我们时，我们又说太糟了，但这无关紧要，我们没有男人照样抚养孩子———没什么，我们能对付。我们在共产党的圈子里花了许多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又说，好了好了，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太糟了。”“你这是想说明什么呢?”摩莉十分警觉地说，站得离安娜远远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变得那么糟，我想，至少有可能，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把事情弄好。当问题出现在我面前时，我觉得自己就没有真正理解过迈克尔。我只是想，我的事就此了结了。哦，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好了好了，他把我抛弃了———在开始另一种生活以前，我们毕竟一起生活了整整五年啊。”“在另一种生活开始以前，那也是不得已啊。”
“我们这一类人为什么从来不承认失败呢?从来不承认。如果我们敢那样去做，事情也许会好得多。这不仅仅是爱情和男人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说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人，我们在历史上的定位纯属偶然，什么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梦想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这种重要性也仅仅出于我们自己的想像。而问题的关键是: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伟大的梦想已经逐渐消亡，而真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将永远起不了任何作用。摩莉，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损失，因为那些曾经说过自己怀有那种梦想的人，那一部分特殊的人，如今都已销声匿迹。为什么不承认失败呢?不承认失败差不多就是一种傲慢自大的行为。”
“哦，安娜!你说这话完全是因为迈克尔。也许过几天他还要来找你，那时你就什么地方跌倒什么地方爬起来好了。如果他不愿意，那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不过你还有你的写作。”
自由女性Ⅰ(25)
“我的天!”安娜轻声叫了起来，“我的天!”过了一会，她又强制自己冷静了下来，“是的，事情全都怪极了……好了，我必须赶紧回家去了。”
“你刚才不是说简纳特跟一个朋友在一起吗?”“是的，但我还有事要做。”
两人热烈地相互亲吻。她们还装出十分滑稽的样子轻轻地捏了一把对方的手，以示她们前段时间未能见面的遗憾。安娜来到街上，朝自己的家走去。她就住在一个叫伯爵府的地方，走上几分钟就到了。在她拐入她所住的那条街以前，她有意不去看眼前的景色。她不是沿街而住，甚至可以说不是住在大楼里，她住的是公寓的套房。在她关上房门以前，她不想正眼看一看周围的一切。她的房间在那幢公寓楼顶部的两个楼层里，共五个大房间，两个在下一层，三个在上一层。四年以前，迈克尔就劝说她搬进这套公寓来住。他说，她住着摩莉的房子，老是处在这位大姐的羽翼庇护之下，这对她来说是不好的。当她抱怨自己会付不起房租时，他建议她把其中一间转租出去。她于是搬了进来，并想像他会与她在一起生活;但他不久便离开了她。好一阵子，她继续生活在他为自己所设计的模式之中。两位学生住了一间大房间，她的女儿住了另一间，她自己的卧室和客厅都是为两人生活而布置的———即她自己和迈克尔。其中一位学生走了，但她没有想办法找人替代他。她厌恶那间本来为了与迈克尔同住而设计的卧室，于是便搬进客厅，就在那里就寝，写她的笔记。楼上住着的那位学生是个来自威尔士的青年。有时安娜会觉得她是在跟一位青年男子同住一套房间;但那人是个同性恋，这种安排不会导致关系紧张。他们几乎难得见面。当简纳特到距家两个街区之遥的学校去上学时，安娜就一个人在家。简纳特一回来，她就忙于照顾她。一位老年妇人每周一次过来为她打扫房间。为数有限的钱不定期来自她的惟一一本小说《战争边缘》，它曾经是一本畅销书，如今仍为她赢得钱财，刚好够她维持生计。这是一套雅致的房间，墙壁白白的，地板亮亮的。楼梯的护栏是红色的，与白色的墙壁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就是安娜生活的基本情况。这种生活是寂寞的，一个人住一间房子，就她一个人。房间呈长方形，壁凹处摆了一张小床。床的周围都是成堆的书和纸，还有一部电话机。朝外的那堵墙上有三扇窗。房间的一角，即壁炉附近，有一张桌子，上面摆了台打字机。来往信件就凭这台打字机处理，偶尔还用它来写写书评和文章。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张漆成黑色的台子。其中一个抽屉里存放着四本笔记。这张桌子的台面一直保持清洁。墙壁和天花板刷得很白，但伦敦阴暗的天气使它们变得寒碜了。地板被漆成黑色。床罩也是黑的。长长的窗帘红不棱登的，显得很难看。
安娜慢慢地从这扇窗移步至另一扇窗，观看着褪了色的稀薄的阳光照在维多利亚时期建造的高大的楼房上，而楼群缝隙间的人行道却无法得到阳光的沐浴。她拉起窗帘，愉快地谛听滑轮在深深的凹槽里发出熟悉的滑动声和厚重的丝绸在收拢、折叠过程中发出的柔和的声。她打亮桌子上的灯，灯光照亮了油亮的桌面，在一旁的帘子上折射出一道红光。她把四本笔记本一一摊开，并排放在一起。
伏案写作时她通常坐一张旧式琴凳。这一次她把凳调高了，几乎与桌子取齐。她然后便坐了下来，低头看着那四本笔记，就像一位将军站在山顶上检阅他的部队在下面山谷中操练队列。
黑色笔记(1)
［四本笔记完全相同，都是十八英寸见方，封面像廉价的波纹绸织物那样鲜艳亮丽。但颜色迥异———黑、红、黄、蓝各不相同。翻开封面，露出每本笔记的首页，但仍令人摸不着头绪。在每本笔记的第一页或第二页，只有一些草率写就的断章残句。然后出现一个标题，安娜似乎机械地将自己一分为四，并根据所写的内容的性质冠以名称以资区别。反正就这么回事。第一本笔记，即黑色笔记，一开始便乱涂乱画，稀稀拉拉点缀着一些音乐符号，一些高音谱号和￡形的标记，重重叠叠地变来换去。接着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图案，再后面是文字:］
黑色 黑，它太黑了 它是黑的
这里存在着一种黑［然后以反常而惊恐的笔触写下:］
每次我坐下来写作，让大脑处于松弛的状态，这些文字，它太黑了，或者说它们是与黑暗有关的。恐惧。对这座城市的恐惧。害怕孤独。真想跳起来，尖叫一声，或跑到电话机旁给什么人打个电话。能阻止自己这么做的惟一办法是有意去想像自己正陷在一片热光之中……白光，光，闭上眼睛，眼珠上盘旋着炽热的红光。那是坚硬的鹅卵石散发出的高温。我的手掌放在那上面，移动在苔藓之上。那是苔藓的颖果。小小的，就像那些小动物的耳朵;手掌上一块温暖的、粗糙的丝绸，不断地拉曳着我皮肤上的毛孔。热。太阳照在岩石上的气味。干燥而炽烈，脸颊上由尘土织成的丝绸，散发出太阳的气息。太阳。代理人关于小说的来信。每次信来，我就想哈哈大笑———讨厌的哈哈大笑。苦笑，绝望的笑，自我惩罚。虚幻的信，当我想起一片毛孔发热的花岗岩山坡时，我的脸颊贴在火烫的岩石上，眼睑上的红光。与代理人共进午餐。虚幻———这部小说越来越像一头有生命的野兽。《战争边缘》如今与我已毫不相干，它成了别人的财产。代理人说它应该拍成电影。我说不行。她很有耐心———她的工作使然。［此处所标日期为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二年）跟一位拍电影的人共进午餐。讨论如何为《战争边缘》配备演员。真不可思议，想笑。我说不行。发现自己终于被说服了。迅速起床，把小说缩短，居然发现《战争边缘》这几个字已经高高挂在电影院的门口。当然，他想把它叫做《被禁止的爱》。（一九五三年）整个上午都竭力想回忆起坐在马雪比附近那个小湖的树底下的情景。徒劳耳。
［此处出现笔记的标题:］ 黑 色
［书页正中划有一条醒目的黑线，左右两侧各有小标题:］来源 钱
［左侧:小标题下写着一些残缺的句子，记录了值得回忆的一些场景，并贴有中非朋友写来的书信原件。右侧:记载着与小说《战争边缘》有关的一些事宜，包括从它的翻译所得的收入，商业性商谈的记录等等。
几页以后，左侧的记载结束了。三年中，黑色笔记在这里只记载了一些就事论事谈论商务的文字，以及由此引发对非洲自然风光的一些回忆。左侧文字以一份类似宣言的打印文稿继续开始，此打印稿实乃《战争边缘》的故事梗概。《战争边缘》如今被改成《被禁止的爱》。安娜写下这个梗概并非出于诚意，其协议也是在代理商的办公桌上签署的:］
彼得?卡莱是个活泼的年轻人，他在牛津大学辉煌的学业因二战爆发而中止。他跟一班穿皇家空军天蓝色制服的青年一道被空运到了中部非洲，接受飞行员的训练。年轻的彼得是个理想主义者，容易冲动，他发现那些小镇居民非常活跃，惊讶之余便跟那班过着豪华生活的左派分子过从甚密。后者正好趁机利用他的天真和激进。平时，他们为黑人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大声疾呼;周末，便上郊外一家装饰俗丽的餐馆寻欢作乐。这家餐馆由典型的英国地主布斯比和他标致的妻子开办，他们年轻漂亮的女儿爱上了彼得。他则以年轻人的轻率鲁莽千方百计挑逗她。而遭到酗酒成性、爱钱如命的丈夫冷落的布斯比太太也热烈地暗恋这位英俊的青年。彼得自己则厌倦了左派分子的周末狂欢，偷偷地与非洲当地的激进分子接触，这班人的首领正好就是这家餐馆的厨师。彼得爱上了这位厨师的年轻妻子，而她又恰好遭她那位对政治十分狂热的丈夫的冷落。然而，这种爱情与白人居住区的戒律与习俗是不相容的。他们一次浪漫的幽会被布斯比太太意外撞上，她妒火中烧，向皇家空军驻军的指挥官告发了此事，后者答应她把彼得调离殖民地。布斯比太太不了解女儿的心思，又把此事说给女儿听。这位情窦初开的女孩因彼得爱上了别人而不是自己而深感羞辱，她作为白人少女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心情于是变得很恶劣，在一场争吵中扬言要离家出走。在场的母亲发疯似的冲她叫嚷:“可你甚至都迷不住他!他宁可爱那个肮脏的黑人女孩，也不肯爱你!”那位厨师从布斯比太太口中得知他的年轻的妻子的不贞行为以后，即刻休了她，打发她回娘家去。但是，这位黑人女孩大胆地奋起反抗，她没有回家，而是直接进了城，流落街头做了妓女。悲痛欲绝的彼得什么希望都破灭了，在殖民地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在一家卖私酒的酒吧里重逢他的黑人情人。他们两人就在开设在穿城而过的臭水河边的一家妓院里拥抱在一起，度过了这个最后的夜晚。这妓院也是白人和黑人可以相聚的惟一场所。他们纯洁的爱情被这个国家粗暴的、非人道的法律和腐朽者的妒忌摧残了，他们的前途异常渺茫。他们悲悲切切地商定:等战争一结束，就到英格兰团聚，但谁都知道这只是好听的空话。第二天早上，彼得向当地那班“进步人士”告别，眼里分明流露出对他们的蔑视。与此同时，他的情人则掩藏在火车站月台另一端她的黑人同胞中间。当火车鸣笛时，她向他挥手;但他没有看见她。他那呆滞的目光表示他正沉浸在对未来的死亡的思索中———因为他是个王牌飞行员，而她则回到那座黑暗的城市的妓院里，倒在另一个男子的怀里放荡地哈哈大笑，以此掩饰内心所感受到的痛苦的羞辱。［右侧所记如下:］
黑色笔记(2)
前来跟我商谈的人看了这个故事梗概后很高兴，随后便开始跟我商讨如何将故事编得更符合有钱人的口味，使他们掏钱时‘更少一点懊丧’———比如说，女主角不应该是一位不贞的妻子，因为这会使她失去观众的同情，如果换成厨师的女儿就不一样了。我即刻说，这样的写法我曾经以讽刺的方式模仿过。他恼恨了一会儿，笑了起来。我看着他那张装成一副坦率、善良、富有耐心的模样的脸，这时的他因戴上这么一个假面具只会使他更令人讨厌，（举个例子，某某同志在准备屠杀关押在斯大林监狱里的三个英国共产党人时也肯定就是这副模样:‘好了，但我们对人性向来都是配给供应的。’）他说:“好了，沃尔夫小姐，您慢慢就会明白:当与魔鬼共餐时，您的调羹不仅得做得很长，而且得用石棉作材料才行———当然这是一个绝妙的故事，写得十分得体。”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耐住性子，始终扮着笑脸，以极其宽容的态度问我是否反对这样的观点:尽管电影业存在着许多不足，但好的电影仍能拍摄出来。“甚至包括具有进步意义的电影，沃尔夫小姐，您看呢?”他为自己终于找到了能保证使我就范的措辞而欣喜不已，并把这种喜悦表露了出来。他的表情显得既洋洋自得，又充满嘲讽和残忍。我回到家里，心中油然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厌恶感。我于是坐下，自出版以来第一次重读这部小说。它好像不是我自己写的了。如果在一九五一年出版之初就有人要我对它加以评论，我一定会这样回答他:
“这是一本一流的小说，显示了二流的创作才能。背景的创新在于:罗德西亚大平原上的一个火车站，没有根基、受金钱驱使的白人居民和忧郁寡欢、被剥夺得一贫如洗的非洲土著形成鲜明对照，烘托出一种特殊的氛围。故事的创新在于:一个因战争而被人派到殖民地去的英国青年与一个半开化的黑人女子之间的爱情。隐匿其中的一个事实是:主题并没有多大新意，阐述也不够充分。简洁是安娜?沃尔夫创作风格的魅力所在。但要评判这种简洁的风格是出于一种有意识的艺术把握，还是通常所见的一种通过让小说的形态受强烈的情感支配而随意获得某种效果的形式主义的花招，则为时尚早。
但从一九五四年开始，我是这样写的:“以非洲为背景的小说继续大量涌现。《战争边缘》以其对乱哄哄的两性关系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是这类小说中写得较成功的一部。但关于白人与黑人间的冲突，显然没有说出多少新的东西。小说中最具史料价值的是它描写了种族隔离所引发的仇恨和残暴。这份来自种族边界线的最新报告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白人留居的非洲大陆上所出现的这种压抑与紧张状况早已存在了许多年，为什么直到最近的四五十年代，它才突然间被文学艺术所曝光呢?如果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们就能更多地了解社会与它所创造的能力之间、以及艺术与促其发展的动力之间的关系了。安娜?沃尔夫的小说创作是由一种对非正义的温和的义愤所激发的:这样做是好的，但仅此还不够……”
在我撰写评论文章的那三个月中，我每周阅读十多本书，结果发现:我对这些书所怀有的兴趣与我在阅读时所感受到的一切毫不相干———比如说托马斯?曼 ① 吧，他是旧的意义上的最后一位小说家，他就利用小说对生活作了哲学性的阐释。问题的关键是，小说的功能似乎正在变化:它已经成了新闻学的先驱。我们阅读小说是为了了解那些尚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区域:尼日利亚、南非、美国军队、矿区、切尔西的社团，等等等等。我们看小说的目的是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五百部或一千部小说中只有一部具有小说之所以为其小说的那种特质———即哲学性。我怀着同样的好奇心阅读了大多数小说，发现它们都只是报道性的读本。称得上成功的大多数小说都只是在报道社会某个区域的存在时显得有些新意，它所描写的某种类型的人尚未被纳入文学的一般意识之中。小说成了支离破碎的社会和意识的一项机能。人类有明确的区分，这种区分越来越细，甚至细分后还可以再分。要想反映这个世界，人们得想方设法去了解本国其他群体的情况，至于别国的群体那就配不上了。要想全面了解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因此，小说的报道成了一种媒体。就拿我们英国来说吧，中产阶级对工人群众的生活一无所知，反之亦然。但有关各个行业的报道、文章和小说随处有售，人们可以阅读这些书籍，就像考察原始部落一样。苏格兰的渔民是跟我在约克郡时认识的那些矿工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们都来自一个比伦敦市郊的居民区更新奇的世界。
黑色笔记(3)
然而，我却没有能力写出惟一使我自己感兴趣的那种小说:即那种充满理智和道德的热情，足以营造秩序、提出一种新的人生观的作品。可供我写的“题材”不下五十种，但它们都不能让我得心应手。只要有一个题材能使我感到有把握，优秀而富有教益的小说便会源源不断地从出版社印出来。作为写作所必须具备的素质我只有一点，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好奇心。一个新闻记者的好奇心。我的生活方式、教养、性别、政治观念、社会地位等等都阻碍着我进入生活的某些领域，为此我深感失望和遗憾。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最优秀的人物的通病。有的人能忍受其中的压力，有的则被它压垮了。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是有意无意间对一种新颖的、富有想像力的理解的尝试。但它对于艺术却是毁灭性的。我只是对如何在生活中最大限度地扩展自己感兴趣。我把这话说给苏格大娘听，她满意地点点头，以人们通常用来赞许伟大真理的口吻回答说:艺术家是在无力生存时才写作的。我记得，在她说这话时，我曾感到过一阵恶心。今天，当我正着手写作时，仍隐隐感到有些厌恶:这是因为这门属于艺术或艺术家的行业如今已大大贬值，成了头脑空空的业余爱好者的私有财产，弄得那些与艺术真正有联系的人一看见他们摇头晃脑神气活现的样子便恨不得逃得远远的。再说，当一个真理被穷究时———这一直是本世纪文学艺术的一个主题，简直成了可怕的老生常谈———人们便开始怀疑:这真的是终极的真理吗?人们会像那天我坐在苏格大娘面前那样想到“艺术家无力生存”这些话来，并让它们回响在脑子里，逐渐淡忘，最后克服了厌恶和迂腐。这些老生常谈竟然那么专断地出自一个心理分析者之口，这是有点非同寻常的。苏格大娘绝对是一个有教养的女人，一个受过艺术熏陶的欧洲人。她是以一个女巫师的身份说出这些陈词滥调的，如果她是跟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对诊所里的病人说这番话，她会感到惭愧。针对生活是一个水准，而对着诊察台又是一个水准。我无法忍受这种情况。我最终不能忍受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生活具有一个道德水准，病人又有着另一个道德水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小说《战争边缘》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准上。当我着手写它时，我心里就有数了。我当时就讨厌它，至今仍讨厌它，因为它在我身上变得那么专横霸道，已经威胁着吞噬我的一切。我于是手拎着自己的灵魂去见那位女巫师。然而，这位治病救人的人一听见艺术这个词便洋洋自得地笑了起来。艺术家这头神圣的动物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正当的，认为艺术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那种自鸣得意的微笑、宽容的赞许，并非为有文化的巫师或教授之流所独具。靠兑换货币为生的人，出版社的小丑，以及你的敌人都具有这一德性。当一位电影巨子想购买一位艺术家时，他搜寻创造力或创造的火花的真实企图只是为了将它摧毁，通过捣毁有价值的东西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就是他不知不觉中所追求的一切———他把他的牺牲品称为艺术家。你是一个艺术家，当然……而那位受害者则总是傻笑，并把他的厌恶囫囵吞下。
如今有那么多艺术家热衷于政治、甘愿“献身于”什么事业，其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急巴巴想让自己置身于某种戒律之中。不管那是什么戒律，只要能将他们从曾被他们的敌人所利用过的“艺术家”这个名称的毒害中解救出来就行。
我记得十分清楚:在那部小说处于酝酿阶段的那段时间，我的心脏就怦怦跳个不停。后来，当我知道我会去写它时，便详尽地策划了想写的一切。“主题”几乎是抽象的。然而，如今我所感兴趣的却是:当初我为什么不把所发生的一切如实予以报道，而偏要编造一个与原始材料毫不相干的“故事”来呢?当然，直截了当、朴实无华、无形无式的报道不可能成为一部“小说”，因此也就无法出版，但我对“成为一名作家”或赚钱什么的玩意并不感兴趣。我这话并不是说游戏人生的作家写作时在拿自己开玩笑，开心理的玩笑———所写的事件得来自真实的事件，所写的人物得脱胎于生活中的真人。我只是在问自己:为什么偏得写成一个故事呢?这当然并非因为故事不好，不真实，或者它使什么东西贬值了，我只是在问:为什么不能用简捷的报道来揭示真理呢?
黑色笔记(4)
只要看一眼那个拙劣的提要，看一眼电影公司的来信，我便感到恶心。然而，我知道，使电影公司那么急切想知道是否有可能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原因也正是使小说获得成功的原因。小说写的是种族问题。我说过:小说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它所流露出的情绪却有点可怕，有点不健康，有点狂热。那是战争年代的一种盲目的骚动，一种虚伪的怀旧情结，一种对放肆、自由、混乱、无序的渴望。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今天让我再读一遍，我一定会感到羞愧，好像自己就赤裸着身子站在大街上。然而，别人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没有一个评论家看到这一点。我那些有文化、懂文学的朋友也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因为它字字句句闪烁着可怕而虚伪的怀旧情结。我知道，为了写出另一部小说，写出那五十篇题材已备的社会报告，我必须十分审慎地去激发这种情感。正是这种情感将促成那五十篇文字成为小说，而不是通讯报道。当我回想起与那班人在马雪比旅馆度周末的情景时，我不得不第一次把某些东西从自己身上抹去。现在开始写作时，我又得再次把它抹去，或者让“故事”开始以小说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事实真相出现。这就像回忆一次炽烈的爱情，一次性的沉迷。非同寻常的是:随着怀旧情结加剧，随着故事开始成形，内心的激动就像显微镜下的细胞一样繁殖起来。这种怀旧情结太强烈了，我每次都只能写上几行字就停下来。没有任何情感能比这种虚无主义更刻骨铭心了，总是那么怒气冲冲，随时准备把一切抛入水中，心甘情愿地、急切地想让自己化为乌有。这种情绪也正是战争为什么会延续的根本原因之一。读过《战争边缘》的人即使他自己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也会无意中饱餐这种情绪。这就是我感到羞愧的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始终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什么罪的原因。那一班人是偶然凑合在一起的，他们心里明白，只要这场特殊的战争一结束，他们就不会再聚集在一起。他们谁都知道，并且极其坦诚地承认:他们间没有共同语言。
不管战争在世界别的地方激起什么样的热情和信仰，导致极其的贫困，它在我们这个国家却从一开始就是以双重的感情为其特征的。显而易见，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是件好事。这一点说起来并不复杂，用不着专家来解释。中非和南非的物质繁荣是可感知的，每个人都会一下子变得更有钱。尽管中非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只为确保人们最低限度的生活和发展的需要，但这对非洲人来说同样也是个事实。用钱买不到商品这种严重的状况将不复存在。至少不至于严重到使人活不下去。当地的厂商开始生产原先得靠进口的商品，这样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战争的两面性———建立在最低效、最落后的劳动力的基础上的非洲经济原先是那么迟滞、萧条，它因而需要某种来自外部的冲击。而战争正是这样一种冲击。还有一个理由是针对犬儒主义的———首先，一旦人们开始对自己所蒙受的耻辱感到不耐烦，他们就会开始怀疑一切。这场战争呈现在我们面前是一场讨伐希特勒的邪恶主张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然而，在那一大片非洲大陆上，在大约半个非洲的领土上，希特勒关于某些人因种族的原因比别人优越的主张却大有市场。非洲大陆到处有不少人怀着嘲讽的态度欣赏着他们的白人主子加入军队去跟法西斯恶魔交战———那大都还是一些受过一定教育的非洲人。他们爱看自己的白人主子急巴巴地登上征程，前往就近某个战场投入反对某种主义的战斗。而这种主义如果产生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他们是一定会誓死捍卫的。整个战争期间，各种报纸的通讯栏目都充斥了这样的争论:任何一个非洲士兵都有可能拿枪口对准自己的白人主子，或者在晚些时候运用他所掌握的有关兵器的知识，那么，把一只哪怕很蹩脚的枪支交由他保管是否安全呢?得出的结论是———当然是正确的———这并不安全。
黑色笔记(5)
这儿有两条我们进行这场战争的正当理由，但从一开始，它们就具有某种令人愉快的讽刺意义。
（我再次不知不觉地以一种错误的口气来说话———我讨厌这种口气。然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们就一直生活在战争之中，我相信，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这是一种自我惩罚，感情的封锁，一种对无法将相互冲突的事物糅合成一个整体的无奈和逃避。这样，不管战争多么可怕，人们就能在其中生活下去了。这种逃避意味着既不去改变什么，也不去破坏什么。这种逃避最终意味着个体的死亡或凋零。）
我只想简单地把事实记录下来。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场战争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情况很糟，败局随时可能出现。这个阶段结束于斯大林格勒。但第二阶段却一直往下延续，直至战争胜利。对我们来说———我是指我们这些左派以及与左派有联系的自由主义者———这场战争则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俄国不参与这场战争。这妨碍了我们对它的忠诚———我们当中有一半人，甚至可说百分之百的人感情上都是向着苏联的。这个阶段因希特勒进攻俄国而告终。紧接着便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局面。
人们对于共产主义，或者不如说对他们的共产党太感情用事了，以致对一个有朝一日将为社会学家所关心的问题缺乏考虑。那就是社会活动问题，它是直接或间接由共产党的存在引发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人不知不觉中已受到共产党的鼓舞和激励，或被推向了一种新的生活。这种情形即使在一个只有共产党的小组织存在的国家里也是如此。在我们这个小镇上，自俄国介入战争，左派因此而活跃起来以后，一个小管弦乐队、一些读者团体、两个剧团、一个电影协会相继宣告成立（共产党本身的活动在此暂不去说它），此外还有一个业余组织对非洲农村孩子的生活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当调查报告发表时，曾经使白人的良心受到触动，使他们很长时间怀有一种负罪感，并促使六七个社团就非洲问题举行了研讨会。在这个镇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某种类似文化生活的东西。它受到了成百上千人的欢迎，尽管这些人对共产党的了解只限于他们是一班怀有仇恨的人。当然，这些现象很大一部分是不被当时正处在生机勃勃并且教条主义泛滥时期的共产党人赞许的，但共产党还是鼓励他们，因为坚定不移地信任别人这在当时已形成一种小小的风尚。
对我们来说（我们那一带的非洲各大城市都是如此），然后便是一个频繁活动的时期。这一阶段———一个充满喜悦而自信的阶段———大约结束于一九四四年，即战争结束之前。这一变化的原因并不在于外部的事件，如苏联“路线”的变化什么的，而在于内部的因素，在于共产党自身发展的结果。回顾过去，我看得出，从这个共产主义集团成立的第一天起，这种变化就已呈端倪。当然，冷战一开始，所有的讨论会、社团组织都相继消亡了，任何对中国和苏联的兴趣都由热衷转向怀疑（但那些单纯的文化组织，如管弦乐队，剧团等等，仍继续存在下去）。在我们镇上，就在“左派的”、“进步的”，或者说“共产党人的”热情———这些用词哪个更确切，现在很难说得清———正处在最高涨的时候，党组织内部那些发起者就已经变得心灰意懒，或迷惘失措、或最大限度地丧失了责任心。当然，有一阵子，没有人能理解这一点，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谁都清楚了，在共产党或其集团内部，与生俱来就存在着一种自我分裂的规律。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共产党组织的存在或兴盛都是通过不断地排斥一些人或一些派系来实现的。这种排斥并非由于某一部分人有什么优缺点，而是以他们在某个特定时期是否与党内的方针保持一致而决定的。在我们这个规模不大、实际上十分可笑的业余组织里，发生在本世纪初即共产党开创时期伦敦那个称为伊斯拉克的组织身上的一切无不一一重现。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运动的历史早就有所了解，我们就能从犬儒主义以及挫折与迷惑中解脱出来———关于这一点现在我不想多说。从我们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央集权”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分裂的产生。我们当时跟非洲大陆上出现的运动并无任何联系———任何民族主义运动和工会诞生以前，犬儒主义就存在了。当时曾有一些非洲人在警察的鼻子底下秘密聚会，但他们并不信任我们，因为我们是白人。其中有一两个人来请教我们有关技术方面的问题，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们脑子里是怎样想的。当时的形势是:一班极其好战的政客满脑子想着如何组织革命运动，他们不顾实际情况频繁活动，想促使黑人骚乱起来，但实际上就是再过若干年黑人群众也不会照他们的意思去做。南非的共产党也面临这样的局面。如果不是一个由外国人组成的团体，我们这个组织内部的斗争、冲突和辩论可能有助于它的发展，但由于没有根，它就只能很快走向毁灭。一年之内，我们的组织就分裂了、形成了帮派，出现了背叛者，而那忠诚可靠的坚强核心，除了个别成员外，一直在不断地变动。由于我们无法理解这种变动，我们的热情一天天在枯竭。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这种自我毁灭的过程从它诞生的一刻起就已开始，我们还是无法确定自己的言行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味。我们依然努力工作，但一种强烈的犬儒主义思想已日渐冒头。一走出严肃的会议室，我们所开的玩笑便与我们所说的，所信仰的那一套不相吻合。从人生的那一刻开始，我才真正懂得了如何看待人们的玩笑。一句略带恶意的言辞，一个稍嫌愤激的声音，十年以后都有可能演变成一个致命的毒瘤。这样的情况我经常看到，除了政治团体或共产党组织，其他许多地方也不例外。
黑色笔记(6)
我要描述的这个组织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党内”斗争（我不得不在“党内”这个词上用上引号，这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党”从来没有正式宣布成立过，它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感情化的实体），它分裂成两派，为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这些事那么微不足道，我现在甚至回忆不起来了。我们只是感到十分震惊和迷惑:那么大的仇恨和对立仅仅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组织问题而引起。两派组织同意继续合作———我们总算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但我们有各自的方针政策。出于失望，我至今仍想笑出声来———一切都那么无关紧要，但事实是，这个组织就像一个由流放者组成的团体，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怀着流放者所怀有的深仇大恨。我们大约有二十来人，个个都是流放者。我们的观点远远赶在这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前头。噢，对了，我现在想起来了，我们之所以发生争吵，是因为我们中有一半人抱怨说某些成员“没在这个国家扎根”。我们就因这样一些方向性问题而闹分裂。
下面就谈谈我们这个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吧。其中三人来自空军兵营，他们最初都是在牛津认识的———分别名叫保罗、杰米和泰德。然后是乔治?豪斯娄，一个养路工。维利?罗德是一个来自德国的难民。接下去是我自己。还有玛丽罗斯，她就出生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圈子里我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自由的。这“自由”的含义是指我当初是自己选择到这个殖民地来的，只要我乐意，随时可以离开。但我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呢?我恨这个地方，自从一九三九年初次来到这里结婚并成为一个种植烟草的农场主的妻子以后，我就一直恨它。我是在此前一年在伦敦认识史蒂文的，他当时在那里度假。到农场后第一天，我便知道自己喜欢史蒂文，但绝对无法容忍他那儿的生活。但我终于没有回到伦敦，而是进了城，做了一名秘书。多年以来，我的生活似乎显得很充实，开始三心两意地做一些暂时性的工作，并一直保持这种状况。比如说，我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其原因就在于左派是这个镇上惟一具有道德力量的人，只有他们理所当然地把种族隔离看做洪水猛兽。然而，在我身上始终存在着双重人格:共产党员的人格和安娜自己的人格。安娜的人格一直在评判共产党员的人格，反之亦然。我想，我可能患上了某种懒散症。我知道战争马上就要爆发，回家的路将变得艰难，但我还是继续留了下来。我不喜欢这里的生活，我并不快活，但我还是去参加日暮后的聚会，跳舞、打网球，看日落。时间似乎显得那么遥远，我简直感觉不到自己曾经做过这一切。我“记不起”作为坎贝尔先生的秘书是怎么生活过来的，每天晚上又是怎样去跳舞的。好像这些事都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不过，我好像认清过我自己，但这样的想法也只是那天找到了一张旧照片才产生的。那张照片上的人是个又瘦又小、脾气暴躁的小女孩，简直就是一个洋娃娃。比起当地的女孩子来，我自然显得老于世故;但经验却比她们少得多———生活在殖民地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更多的事。女孩子们在那里能做的事如果在英国就非得去争去抢不可。我的老于世故只是在文学和社交方面。玛丽罗斯显得很脆弱，很容易被人伤害，但即便跟这样的女孩子相比较，我仍像婴孩一样缺乏经验。那张照片上的我站在某家俱乐部的门口台阶上，手里握着个球拍。我看上去很开心，很刻薄。那是一张又小又尖的脸。我身上从来没有过殖民地人那种令人羡慕的品质———即好脾气。（为什么说它令人羡慕呢?反正我很喜欢那样的脾气）。我已记不起自己有过什么想法，只记得每天都对自己说:我现在必须订好机票回家。即使战争开始以后也一直这样想。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碰到了维利?罗德，跟政治打上了交道，但并非第一次。我当时年纪太轻，当然不可能参加西班牙革命，但我的朋友们参加了。因此，共产主义和左派对我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不喜欢维利，他也不喜欢我。然而，我们却开始在一起生活，或者说尽可能这样去做。在一个小镇上生活，任何人都知道你在干什么。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一起用餐。我们在一起差不多过了三年。然而，我们相互间既不喜欢，也不理解。我们甚至在一起睡觉时也不怎么开心。当然，那时候我没有经验，在那以前我只跟史蒂文睡过觉，但为期不长。我知道我们并不投合，这一点维利也知道。自从对性有所了解以后，我懂得了“不投合”这个词的某些真实的含义。它并非指没有爱情，没有同情心，不耐烦，不懂事理。两人在性关系上不投合，好像他们身上的化学结构就是对立的，但在跟别人上床时又会变得非常幸福。对了，维利和我十分清楚这一点，因此也就不去追求那种无益的欢娱。我们只能在感情上有些相通。我们都同情对方，两人都怀着一种悲怆的失望，并为之苦恼着，因为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们无法使对方获得幸福。没有任何东西阻止我们选择对方作为自己的伴侣，但我们没有这样做。你说怪不怪，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具有被我称之为懒散或好奇心的品质，即使我觉得自己早就克服了它，但实际上它总是逗留在我身上挥之不去。这是不是由于脆弱?在我写下这个词以前，我从没想过这个词可以运用到我身上，但我揣测它确实可以用在我身上。然而，维利决不是个生性脆弱的人。相反的，他是我所知道的最无情的人。
黑色笔记(7)
一写下这句话，连我自己也感到震惊。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完全能做到十分和蔼。我现在记起来了:许多年以前我就发现，不管我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来描述维利，总能同时用上它的反义词。是的。我翻阅了以前写的笔记，发现在维利的标题下曾列过一张表: 无情的 仁慈的冷淡的 热情的
感情用事的 讲究实际的
如此这般一直往下写。底下还有几行字:“当我写下关于维利的这些印象时，我发现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了。要想理解一个人，你一定得先列一列表。”
我实际上所发现的是:用这些话来描述一个人的个性都是没有意义的。但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一点。要描述一个人，你可以这样说:“维利僵着身子坐在桌子的前端，让脸上那一对一闪一闪的眼镜片对准正在朝他看的听众，开始以严肃的口吻说话，语气中略现粗俗而笨拙的幽默感。”如此等等。问题的关键是———也正是这一点使我心神不安（奇怪的很，很久以前，由于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在我列出这些意思相反的词语时，我便不知不觉地流露出这种心神不安的心情）———在我说“好与坏”、“强与弱”这样一些意义大相径庭的词语时，我的态度是超越道德的。当我开始编写“故事”或“小说”时，我便打算奉行这样的准则，别的一切我都顾不上了。我所关心的只是:我应该把维利和玛丽罗斯写出来，让读者感受到他们的真实性。在左派的周围生活了二十年以后（这意味着有关文学艺术的道德标准的说教曾先入为主地影响过我二十年），我如今所主张的却只有这一点了。我说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在我看来，人的个性是一片奇特的火焰，它是神圣的，与之相比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这就是我要说的话吗?如果是，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回头再说维利。他是我们这个小组织的情感核心。分裂以前，他是那个较大组织的核心;在那以前，又是整个组织的核心———另外一个跟维利一样强有力的人如今正领导着分裂后的另一个组织。维利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的核心，是因为他坚信他是正确的。他是个辩论大师，能十分精辟、十分理智地剖析社会问题，换句话也就是说，能愚不可及地信奉教条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鲁钝。然而，奇怪的是，人们继续围着他转，连那些比他更精明的人也不例外，尽管有时他们明明知道他在胡说八道。我们已经变得十分放肆，甚至敢当他的面嘲笑他，但一碰上咬文嚼字一类古怪的差事，我们仍得以他为中心，并依赖他。事实就是如此，这真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比如说，当初他来推销自己，并促使我们接受他时，他说自己是个反对希特勒的地下工作者。他还编了个十分荒唐的谎言，说自己杀死了三个党卫队员，把他们偷偷埋了，然后逃出国界线，去了英国。我们对此当然坚信不疑。为什么要怀疑呢?后来早年就认识他的山姆?克特纳从约翰内斯堡来到这里，他告诉我们维利在德国除了是个自由主义者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是，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反希特勒的组织，他离开德国也只是因为他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只有在这以后，我们才对他的身世将信将疑。我们心里在想，他会不会这样做呢?我确信他会的。总之，他就是那么一个凭想像力虚构自己的大好人。
在此我并不想描写维利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当时也太司空见惯了。他是一个为逃避战争而来此留居的欧洲难民。如果我能够，我想描述一下他的性格。有关他最有趣的一件事是:他总爱坐下来盘计十年内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然后预先制订出计划。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世上的事没有比预见五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更困难了。这种做法叫做机会主义。但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可说是寥寥无几。机会主义者不仅需要有清醒的头脑（这种人很多），而且需要有固执的脾气和旺盛的精力（这种人就很少了）。比如说，维利自己并不爱喝啤酒，但战争期间整整五年时间内，他每个星期六上午都跟一位来自英国警察厅刑事调查部的人一起喝啤酒，而那人又正是他所蔑视的，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预计到这个特殊人物在他需要帮忙时有可能成为一位高级官员。他是对的，战争结束时，正是这个人帮忙维利大大早于其他难民取得了英国国籍。因此，维利比他们早一两年获得离开定居地的自由。后来是他自己不打算居住在英国，而是回到了柏林。但如果他选择英国，那时他就用得上这英国国籍了———反正就这么回事。他所做的一切都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的性质。然而，我们显然都不相信他会是这样一个人。我们都以为他确实喜欢那个来自刑事调查部的人，只不过他偏偏耻于承认自己喜欢一个“阶级敌人。”因此，当维利每每说起“他对我将来会有用处”时，我们便会友好地嘲笑他的弱点，并觉得他因此而具有人情味了。
黑色笔记(8)
是的，我们本来觉得他是没有人情味的。他担任的是政委的职务，那是共产党内分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人。然而，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分子。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他骨子里是赞成现成的秩序、规范和传统的。我记得杰米就曾嘲笑过他，说他如果星期三成功地领导了一场革命，到了星期四就会任命一位前朝旧臣做他的部长。对此维利的解释是，他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他对那些感情脆弱、命运不济、或者未能适应环境的人毫无同情心。他蔑视那些生活中受个人情感困扰的人。这并不是说他不会花上一整个晚上好言相劝某个陷入困境的人，而是说他的劝告往往会使对方觉得自己犯不着那样怨天尤人。
维利受过最传统、最中产阶级化的教育。他是在二十年代的后期和三十年代的柏林长大的，他把当时的社会称为颓废的社会，但他自己正是其中的一分子。十三岁时，他迎合时代的风尚沾染上同性恋的恶习;十四岁时，受过女仆的诱惑。然后便出入各种聚会，开快车，与餐厅的助兴歌手为伍。他还曾经心血来潮想感化一名妓女，为此事至今感情上仍是个犬儒主义者。他对希特勒怀有贵族式的蔑视态度，身上的钱包总是鼓鼓的。
他总是衣冠楚楚———即使在这定居地，一星期只挣几英镑时也是如此。身上穿的那一套西装显得很雅致，是花十先令由一位印度裁缝做的。他的身材适中，体型瘦削，背有点驼。戴一顶鲜亮无比的帽子，陡然掠向脑后的乌黑头发在帽子的映衬下闪闪发光。高高的前额显得苍白，一对极其冷峻的蓝眼睛经常隐现在专注地直视前方的镜片底下。鼻子高高隆起，一副权倾天下的样子。当别人说话时，他会眨巴着眼睛耐心地听下去，然后摘下眼镜，起初会露出那双一眨一眨显得缺乏生气的眼睛，接着突然间眯起来，显出十分严厉的样子，并以一种足以使人大吃一惊的傲慢口吻发表他的意见。这就是维利?罗德，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后来去了东德（那是在他期望在伦敦谋取一个高薪的工作失败以后的事。请注意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极其坦率的话:“我听说那边的人日子过得很舒服，有车子又有司机。”），成了一位很有权力的政府官员。我相信他是个极其能干的官员。我相信他在可能的情况下是很讲人道的。但我忘不了在马雪比时的他，忘不了在马雪比时我们所做过的一切。在我看来，我们作为政治活动分子所度过的日日夜夜，远没有比马雪比那段经历更说明问题，尽管我们当时政治上只是向壁虚构，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切实的责任。
来自兵营的那三个人尽管在牛津时是朋友，但到了这里除了穿一式的制服外，其他一概不相协调。他们自己也承认，战争一旦结束，他们的友谊也就结束了。有时候，他们甚至以一种轻浮、生硬、自我解嘲的口吻承认他们相互间缺乏真诚的好感。那种说话的口吻也是我们大家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所经常采用的。但这个“大家”并不包括维利，他对这种作风的迁就可算是他对自由的默认。这也是他的无政府主义的一种表现。在牛津时，这三个人就是同性恋者。当我写下这个词并看着它时，我能意识到它所具有的令人不安的威力。但当我回想起他们三人，想起他们的为人，他们的性格时，这种震惊或不安也就不复存在了。不错，对于“同性恋”这个词，我不得不克服对它的厌恶和不安。这真太奇怪了。我把这个词的含义限制在已经说过的那一层意思上。仅仅过了十八个月，他们就拿“我们同性恋那阵子”来开玩笑，并为自己做了所谓的时髦事而感震惊。他们曾经是一个二十来人的松散的团体的成员，或多或少有点左倾，有点爱好文学，相互间都有这样那样同性恋的交往。这就使这班人显得很惹眼。那都是战争初期的事了，当时他们正等待应召入伍。回顾这段历史显然可以看出:他们是在有意摆出一种不负责任的样子作为对社会的反抗，而性就是这种反抗的一部分。
(完)